改善国民感情是中日关系转圜的关键密钥

7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日友好与人文交流论坛上，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直言不讳，指出“日中最大的课题是如何改善相互之间的国民感情。”应该说，这个论断直指中日关系核心痛点——当两国高层互动频现暖意、经贸合作屡创新高之时，民间情感的“信任赤字”却如暗礁般阻碍着双边关系航船的破浪前行。这场跨越两千年的文明对话，正站在修复国民情感的十字路口。

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其历史记忆与现实利益的深度纠缠。2025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问题的幽灵仍在现实空间游荡。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持续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不断刺痛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而中国部分民众对日本的认知，也仍然停留在“军国主义”的刻板印象中。这种认知错位形成恶性循环：历史问题激化现实矛盾，现实摩擦又反哺历史积怨。

更值得警惕的是情感认知的代际传递。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的民调显示，30岁以下日本青年中，仅12%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比2013年下降23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调查则显示，中国青年对日好感度较十年前下降15个百分点。当两国年轻一代在虚拟空间通过碎片化信息构建认知时，历史记忆的断层与现实利益的隔膜，正在制造新的情感鸿沟。

笔者认为，修复中日国民情感，需要超越“政府主导、精英对话”的传统模式，构建覆盖官民学、贯通老中青的立体化交流网络。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身体力行的“豆汁外交”提供了生动范例——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在北京品尝豆汁冰淇淋的日常，这种去仪式化的互动，恰恰消解了外交场合的疏离感。数据显示，其微博账号运营一年来，粉丝量突破50万，其中60%为中国“90后”、“00后”群体。

在制度层面，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下的“青年交流项目”已初见成效。2025年大阪世博会设立的“中国国家日”，吸引了30个中国省市举办专题活动，这种“地方政府+民间组织”的联动模式，有望打破“中央热、地方冷”的交流困局。更值得期待的是，中日两国教育部正在协商的“双学位联合培养计划”，拟在2030年前实现10万名学生互换，这种“学缘纽带”的构建，将为两国关系注入持久动力。

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深度融合，为国民情感修复提供了物质基础。有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中日贸易额达820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新增17亿美元，在华日企数量突破1.2万家。但经济合作的“温度”尚未充分传导至民间层面。日本经济产业省调查显示，仅38%的在华日企员工能与当地社区建立深度社交关系，这一数据在欧美企业中高达65%。

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创新合作模式。在中国苏州工业园区，中日企业共建的“创新孵化中心”已经培育出23家科技型企业，这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正在催生“合作共同体”意识。更值得关注的是，中日两国在应对老龄化领域的合作初现成效——上海与神户共建的“智慧养老社区”，通过引入日本介护技术与中国智能设备，已服务超5万名老人，这种“民生合作”正在悄然改变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

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打破坚冰，到如今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中日两国关系始终在曲折中前行。修复国民情感，既需要“结交一言重相期”的政治智慧，更需要“润物细无声”的民间耕耘。当大阪世博会的霓虹映照出两国青年的笑脸，当长三角的智慧工厂里中日工程师共同攻克技术难关，当教科书上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博物馆里的共同反思，中日关系的春天，终将突破情感的寒冬。这不仅是两国之福，更是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