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软魅力 伸展双臂迎“海归”

刘积仁接受《日本新华侨报》社长吴晓乐的专访。（《日本新华侨报》记者  简言之/摄）

刘积仁，中国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已经有无数名记者、学者采访过他了，他也因此在这些采访报道中被称为是“中国的比尔·盖茨”、被称为是“中国IT界的教父”，等等，等等。

我们阅读了不少关于刘积仁个人的材料；也听到了不少关于刘积仁个人的故事。借第六届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在滨海之城大连举办之机，我们开始“近距离”地接近刘积仁。

6月17日，我们看见刘积仁神采飞扬地出现在东软软件园（大连河口园区）的开园典礼上。是的，在我们看来，这座新的园区，与其叫软件园，不如叫作“艺术的城堡”，它让有“艺术风格的软件家”之誉的刘积仁把“风格”变成“现实”，让刘积仁在这里激昂地宣布“新东软，新征程”。

6月18日，我们看见刘积仁出现在“全球软件和信息服务高层论坛暨企业家峰会”上，他与英特尔公司首席研发官、思科中国总裁、富士通中国公司总经理、日立(中国)公司总经理、爱立信中国区总裁、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等先后发表讲演，听众爆棚，工作人员增加了7次座椅才使听众们完全落座。

6月19日，我们又看见刘积仁出现在大连软件园2008年度IT企业经理人年会上。当这个饮誉中外的年轻软件园播出走过10年历程的影片后，在这里创业打拼出中国“朝阳产业”一片新天地的刘积仁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他的话语不多，却激情四溢：“我们要在美丽的土地上创造美丽的故事。”

“近距离”地接近，花絮片片，增加着我们对刘积仁的感性认识，也印证着那一个又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已成为“故事”的往事。6月18日上午，刘积仁在参加“全球软件和信息服务高层论坛暨企业家峰会”前专门在会场外租借了一间行政会议室，接受《日本新华侨报》的专访，使我们有了一次“零距离”的接触机会，从而让我们可以理性地感受刘积仁在IT企业家之外作为博士、作为教授迸发的思想火花。

采访刘积仁，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我们知道，当企业家与教授凝结在一身时，他需要时间运营管理，更需要时间汇聚思想。也正因为此，我们才想把对刘积仁的访谈更加“原汁原味”的奉献给读者。

源于生存需求的合作

记者：今年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转变中国历史航程的改革开放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今年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策划师邓小平参观日本松下电器公司30年的日子。在这个30年期间，世界产业重大变化之一应该说是作为“朝阳产业”的IT产业有了一个全面迅猛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产业里面，中日两国好像一开始就进行了成功有效的合作，与其它产业比如煤炭业、钢铁业等的合作形式是不一样的。您作为中国IT行业的领军人物，能谈谈对中日IT产业合作的形成以及前景的一些看法吗？

刘积仁博士：不错，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中日两国开展经济交流合作的30年。这种合作的第一轮应该是从制造业开始的。日本当时对中国的需求大都是来料加工，要利用中国当地比较便宜的劳动力，特别要利用像大连这种具有码头的海港城市。这个时候做的事情是把部件在日本制造，然后到中国来制作成品，进而继续开拓中国的市场。

这种合作的第二轮是越来越多的日本的部件制造厂商也来到了中国。他们来到中国之后，推动了中国的部件制造业的极大发展。这样，中国和日本企业的合作也就从港口城市向内陆城市发展。与此同时，随着这种经济合作的推进，在中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电子产业也得到迅速发展。日本的企业也从大连这样的港口城市跑到中国的各地。

在中日经济第三轮合作中，信息技术在产品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比如说软件在手机里，软件在电视机里，软件在DVD里，软件在照相机里，软件在MP3、MP4里等等。应该说，尽管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开展了30年，但中日两国比较有规模IT合作则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这10年期间，软件的量每一年都在以20%到30%的速度增长。同时，伴随着这种发展，日本在这方面的人才也形成了20%到30%的短缺。比如，在嵌入式的软件，整个日本市场需要30万的软件工程师，但目前只有20万，短缺了1/3。在我看来，这个短缺并不是因为人的数量不够，而是因为工作量在大幅增加。还要看到，产品的生命周期在这10年期间变短了，过去一个手机做出来可以卖个一年两年，现在也就“各领风骚”几个月了。产品的周期在缩短，导致每一个产品里面的软件量都在扩大，而从事这个行业的企业进来又比较多。所有的这些要素都导致企业的生存越来越艰难。回首过去的十年间，我们可以看到不论过去有多么大的品牌，多么舒服的企业，日子都是过得越来越难。所以，这种发展的现状必然导致跨国之间寻找资源的一种合作。这种合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企业为了适应市场、适应生存而做出的一种必然的选择。也正因为有这样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才导致了中日IT业界对两国近十年来的政治问题并不很敏感。人也罢，企业也罢，首先是要生存的。在生存问题还没有解决好之前，其他的问题就会变得弱起来。

从这种现状来思考未来，只要中日两国在经济上具有互补的作用，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框架后，中日IT业界的合作就一定要走下去。事实上，中日IT的合作已经取得了一个双赢的结果，使得大家的生活都更加地舒适起来。那么，这种合作就应该是非常具有前景的。

“软件大使”

记者：有这样一种说法：每一个中国人在海外都是一个“民间大使”。东软是中国一个与日本合作颇具深度的企业，能不能说是在起着一种独特的“软件大使”的作用？中日关系在前几年是风风雨雨，现在终于是风雨过后见到彩虹，刘博士您觉得认为“软件大使”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刘积仁博士：我认为中日两个国家尽管在“地缘”上处于邻居，但邻居之间的“识缘”并不好，不像是中国北方大杂院里面的邻居，而有点像现在城市高层公寓里面的邻居，识人，识面，不识心。民众之间的了解并不深刻。西方人总觉得中国人和日本人因为有文化上的“同源”是最容易接近的，但这种认识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国人对日本人不了解的程度，与西方人相比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比如说，许多中国人不理解日本人对工作的态度、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对客户的责任等，这样一些看起来近似文化上或者是行为上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日本人在经历了多少年竞争、成功、失败、磨难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个没有经历过这种历程的人，很难给予体会和认同。再比如说，日本战后经历了不知多少次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有的甚至发生到“贸易战争”的程度，这个期间它经受了美国许许多多的压力，经历了客户刻薄的挑剔，经历了货币升值的出口痛苦，但也就是这样一个犹如训练的过程，最后才让日本把某些行为方式固化在企业家以及员工的身上。我们中国的企业由于还没有经历过这个全过程，可能就会觉得日本企业麻烦，会说你怎么有那么多事儿啊？怎么要求的这么严格啊？我们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啊！中国的企业家是从自身所处的环境中接受日本的企业行为，自然会感到比较困难。任何人的行为都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没有过相同经历，就会很难理解。

好在中国今天很幸运，我们也开始经历了这些。加入WTO以后，我们的产品走出国门，也因此和美国有了贸易摩擦，产品有受欢迎的时候也有受抱怨的时候，人民币也在“外压”下开始升值。应该说，这些事情都不是坏事，日本走过，中国今天也要走。这种“走过”和“正在走”的经历反而使中日两国企业家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

我跟日本企业打交道到今天也有20年了。别人都以为我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事实上我做研究是在美国。通过我对日本人的一种了解，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企业文化差距还是很大的。有些问题是不能简单化的，不能说因为中日两国国民皮肤相同、地理相近，就没有文化的差异。实际上，只有通过日常的工作、生活才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差距。思维的方式不一样，做事情的态度不一样。我们东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这种差距，同时认识到如果是在一起做商业的话，就首先要建立信赖关系，信赖是最最重要的基础。而这种信赖对日本企业来说，由于文化的差异，它要在中国找到一个信赖的合作伙伴并不容易。特别是在10年前，我们这种企业让人家信赖也是挺不容易的。这种信赖不是对一个人的信赖，它要变得对几十个人、对一层层的人都要信赖，这就很难。东软这10年来最大的收获就是与日本企业之间建立了信赖关系。构成这种信赖的基础，第一个是我们很坦诚，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在哪些地方有不足；第二个是我们善于学习；第三个是我们本着一种平等、大家共同发展的态势来进行合作。几年走下来，如果我们能够被称作“软件大使”的话，可以说和东软合作的日本客户对东软基本上都是满意的。

我们都知道，日本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时特别容易分裂，弄着弄着就不高兴了，最后不分裂也是凑合着过。但我们的合作伙伴，从日本阿尔派开始，到日本的东芝、索尼爱立信，都是合作下来，直到现在。这可能与大环境下东软的独特表现有关，也可能与东软愿意在与日本企业的磨合上下功夫有关。在合作的过程中。如果总是索取，合作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中国企业与日本企业合作时应该成为一个互相的贡献者，互相的帮助者，成为共行者。这也是我们被称为“软件大使”的一个经验之谈吧。

软件是一种态度

记者：我们也阅读了一些刘博士的个人资料，知道您有留美的经历。但是，您却在与日本人做交易。日本政府官员讲他们60%的外包都是在中国，而东软本身又占中国外包业务的7%左右。东软为什么能够占到这样的份额呢？

刘积仁博士：我认为这与东软在做日本外包时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有关。有人说“软件是一种技术”、是“一种研发”，我们则说“软件是一种态度”。大家都认为中国人聪明、勤劳，那中国人就不可能做不好软件。如果有做不好的时候，那就是因为你把它看成了技术，而没有看成是一种态度。一个人、一个企业如果能够认认真真从事软件工作并服务于全球客户，自然可以赢得声誉；反之，其中的某一个失误也可能伤害到许多人，也就破坏了自己的名声，破坏了与你合作的伙伴。认识至此，就应该想起中国人讲的“够意思”、“有交情”这些话语，就会在认真负责上下功夫。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求整体上的满足，而要不断精益求精。没有人一开始就会做软件，但是不能总做也做不好。一个人、一个企业不能永远地犯过去所犯过的错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东软强调端正态度，结果赢得了日本客户。

第二，我们很自信自己的学习能力也不错。我相信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在全世界是优秀的。如果态度正确，还善于学习，中国人就更容易进步了。作为企业人，进步之后，与客户之间就可以带来一个相互利益。我经常跟日本的客户说，事实上我们的合作谈不上谁帮助谁，对你们来讲，你不要觉得任务交给了中国是对我们的帮助，因为你交给我们也是迫于你的无奈。我们倒过来也不能说我们帮助你，就是从你们身上获得了什么，我们应该说能够使你赚更多的钱。如果我们能够很坦诚地看待合作，认为这种合作可以为双方都带来利益的时候，这个“利益”就会把我们捆绑在一起。相互产生利益，就会相互产生依赖，合作就会越来越好。

基于这些认识和行为，东软在对日外包业务中有了领先的份额。

刻薄客户与成长捷径

记者：我们多次看到您在不同场合的讲演中谈到“日本客户是世界上最刻薄的客户”，是一个“最严格最严厉的客户”，您认为这个最刻薄的客户对中国的IT企业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刘积仁博士：我觉得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喜欢一个最刻薄的老师，多受一点批评，多得一点压力，就会多有一分进步。这就像一个人登山一样。能登3000米的人，不一定能登4000米；能登4000米的人，不一定能登8000米。所以，不同的客户的刻薄程度，就像登山不同的高度，对企业来讲是能力的一种考验。从东软的发展史来看，我们很幸运的就是我们经历了不同类型的客户，他们的标准各不相同，也使得我们在不断地认识这个标准或者使我们主动地来追求这个标准。所以，跟那些比较刻薄的客户打交道，是让中国IT企业尽快成熟的一个捷径。

“海归”的不足与长处

记者：您身为大学教授，又是一位企业家，能不能从教育的角度也从企业用人的角度，谈谈“海归”的长处和不足？或者直接地说，您认为海外留学人员更应该注重学习些什么？

刘积仁博士：细算起来，我从美国回国已经20多年了。这么多年，我看到了不少回国的以及还在海外的留学生。我主张从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首先要能够认识到自身存在哪些不足，然后再考虑发挥优势。一个人，如果不知自身有何不足，没有自知之明，那就很难有所作为。

在我看来，我们许多“海归”尽管曾经身在海外，但由于他所从事的工作和他所接触的领域比较专一，就导致他的视野并不宽阔。比如，他在一个地方搞开发，在那儿一做就是十年，一直都是工程师，平常打交道的也就是这些人，他的视野就不可能非常开阔，甚至还会非常有限。所以，“海归”的视野有限，应该是“海归”的一个不足。

还有，在海外生活或者学习一段时间后，有些身为中国人的留学人员，脑子被另外一种思维影响了，反而变得不会用中国人的思维来思考问题了。这样的“海归”，实际上已经失去“海归”的优势了。也就是说，你像外国人那么思考吧，你还不够；你像中国人那样思考吧，你也不成，让自己变成了介于河流和大海之间的那种沙文鱼了。这也是“海归”的一个不足。

还有一点，那就是“海归”回到中国以后，由于大家都在说“海归”如何如何，自然也会觉得自己如何如何，从而使自己的理想设定值与创业的现实之间产生较大距离。这种距离让一些“海归”遭受挫折。受到挫折的时候，一些“海归”又因此失去自信。这是我看到的一些情况。本来，“海归”回来的时候充满激情，回来后迈了两步之后，突然觉得自己怎么什么都不行了，突然感觉到回到这边也不行，回到那边也不行，结果彷徨起来。

我认为“海归”的优势首先是语言的优势，其次是拥有在海外经历的优势。但是，我想指出，一个人并不是到国外走了一圈后回国，就一定能够取得创业上的成功。有这种想法的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创业成功与否，与你是从哪里来的并没有关系。如果因为是从美国、从日本回来的就一定会取得创业上的成功，那美国、日本就该人人都是创业成功者了。其实，在美国、日本，又有多少人能够取得创业的成功呢？！

对于“海归”，我建议首先要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创业？力求做一个合适自身的工作。我们东软吸收了很多从日本、德国、美国回来的“海归”，他们也都取得了不同业绩。事实证明，团队创业比个人创业的成功概率要高出许多，因为在团队里面，你可以回避自己的弱点，更可以利用他人的优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海归”就业发挥的作用不在“海归”创业之下。

刘积仁思路敏捷，谈锋甚健。当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得不结束采访时，心中有一些遗憾。至少，像刘积仁这样坦言叙述“海归”不足的人，目前还不多见。海外留学人员也应该多听一些这样的“忠言”。在与我们握手道别时，刘积仁再次显示出东软CEO的魄力与魅力，他动情地说：“我希望，每年能有两、三百名在日本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能够到东软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