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微观：三十五年晴与阴

早在20世纪80年代，胡耀邦就精辟地指出，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8个字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中日关系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多年来为中日各界人士频繁引用。人们看到，自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既在3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收获了“和则两利”的丰硕成果，也在2001至2006年备尝“斗则俱伤”、致使两国关系从“正常化”倒退到“非正常化”状态的苦涩教训。

从1978年10月邓小平为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而访日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了被称之为“蜜月”的良好发展时期。在此基础上，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日关系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这段时期也是邦交正常化以来35年岁月之中两国关系的最佳时期。就中国方面而言，对中日关系大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在1980年至1987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

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访日期间，与当时日本首相中曾根会谈，确立了“和平友好、平等互惠、相互信赖、长期稳定”中日关系四原则，奠定了发展两国关系的战略理念和基础。胡耀邦在一系列讲话中，又为上述四原则做出了极其重要而精辟的诠释，至今仍然对发展两国关系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指导意义。其一，中日应超越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其二，中国经济即使发展了，在政治上绝不称霸，在经济上也绝不搞民族利己主义；其三，中日在对外政策和国家利益方面不会没有分歧，但是，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两国是完全一致的；其四，中日友好寄希望于两国青年，要大大加强青年之间的交流。

基于以上战略理念和原则，胡耀邦十分重视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在他的建议下，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最初胡耀邦建议邀请1万名），促进了两国青年的相互理解和信赖，成为中日友好交往史上空前的壮举，并产生了超越当代、超越中日两国关系范围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向全世界表明了社会制度不同、而且存在着深刻历史恩怨的两个国家完全能够友好相处，显示了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高尚而宽阔的胸襟。胡耀邦还支持中曾根建立“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建议，并在1984年正式设立了由两国著名的政界、经济界人士和学者组成的“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直到今日，为发展两国关系起到了重要的咨询作用。

可以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日之间出现了真正的“政热经热”局面，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成立于1973年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益发展壮大，至80年代末参加该联盟的众参两院的议员人数达550名，占议员总数的约70%。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即便在2001-2006年两国关系遇到巨大困难的时期，中国领导人依然坚持中国经典的“以和为贵”的处世（界）哲学，坚持周恩来关于“求大同，存小异”的对日方针。近年来，胡锦涛在一系列讲话中阐述了争取实现“和谐世界”前提下的对日方针，归结起来就是16个字：“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它体现了以人为本、以和为贵、顾全大局的战略思维，体现了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对外战略与策略原则，体现了理性、务实、灵活、建设性的外交姿态和充分考虑到国内稳定发展与对外关系稳定发展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外交理念。

当今，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经济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发展，但是，必须看到，环境安全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在取代冷战时代的所谓“苏联威胁”而成为中日关系的新战略纽带，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证实胡耀邦所说的“中国经济即使发展了，在政治上绝不称霸”的诺言；中国的和平发展不构成对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威胁日益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在这两个背景下，只要日本继续坚持战后以来的和平发展道路，那么，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总之，35年来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发展中日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正是“和则两利”才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