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这是一个“小”而重要的国际文化事件。
《参考消息》5月23日援引日本《日经亚洲》杂志网站5月22日报道:七家德国博物馆已开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合作,以确定它们收藏的数千件中国文物中,有哪些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被抢劫和走私出中国的。这可能涉及瓷器、青铜器和画卷等数百件文物。
尽管八国联军抢走的文物能否“归去来兮”是个未知数,但在历史时空的深处,需要某一种“开始”。
报道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军人、平民和传教士展开大肆抢劫,包括北京紫禁城在内的中国皇家宫殿也未能幸免。例如,当时英国公使馆每天举行掠夺物拍卖。”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大清的国运又往下滚了好几个台阶。这一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挟光绪仓皇逃往西安,丢下北京这座古城饱受涂炭……
时光再往前推40年,那是1860年,被法国文豪雨果称为“两个强盗”英法联军,“一个动手抢劫,一个把它付诸一炬”,“火烧圆明园”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空前惨剧。疯狂的抢掠,抢走了数不清的财宝和文物,而一把火烧掉的殿宇和文物,更是无法计量其价值。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在尝到“夺宝”甜头后,西方兴起到中国“寻宝”的热潮,众多外国探险家、古董商等从中国各地带走了难以数计的文物。各种流失海外的国宝,从此故土难归。
B
有数据表明,在1842年至1945年的“耻辱世纪”中,中国约有1000万件文物被劫至海外。有的数字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比如流散于海外12个国家的甲骨,多达两万余片。整个西方世界(包括日本)的公共博物馆中,收藏了约160万件中国古代艺术品,然而这只是流失的中国文物的20%左右;其他80%左右的海外中国文物,收藏在私人藏家手中,大多都没有公开。
唯一感到幸运的是,这些通过种种方法从中国“取走”的文物,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大多还是真的当成了宝贝收藏保存,没有当做“四旧”给扫除毁掉。
敦煌文物的流散,是极为著名的历史事件,5万多件敦煌文书中,超过五分之四流落海外,国内仅存不到五分之一。有人这样概括:“藏于英国者最多最好,藏于法国者最精最良,藏于俄国者最驳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对敦煌文献的追讨,几代学人有不懈的努力,流失海外被珍藏的敦煌文献,得以以胶卷、照片等形式回到国内出版再生。1997年10月9日,日本人青山庆示将其父青山衫雨购藏的8件(11种)敦煌遗物送还中国,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献首次回归国内。其中一件“归义军衙府酒破历”,与敦煌研究院保存的一件字迹完全相同,就连卷边撕裂的痕迹都完全吻合,实为一份文献的两部分,失散百年的文献终于再聚首。
C
旅居海外的国际著名古董商卢芹斋(C.T.Loo,1880-1957),是浙江湖州人,他在二十世纪初,将许多中国国宝级的文物贩卖至国外。但也是他,帮助中国著名学者陈梦家,调查被劫掠至海外的中国殷周铜器。
一方面是卢芹斋在文物方面的介绍帮助,另一方面则有美国的文化机构出钱资助陈梦家,使他顺利开展海外铜器调查,从而编著了《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一书,早在1946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值得一说的是,1948年,在陈梦家的鼓动下,卢芹斋向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了1928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青铜器“令狐君嗣子壶”。此壶归国,让陈梦家无限的快慰。
那是1947年,陈梦家由纽约飞往欧洲,他向卢芹斋告别之际,“希望他对于我回清华筹备博物馆有所赞助,他一口答应了”。卢芹斋并且说,“凡有铭文的重要铜器,他很愿意它们回国”。陈梦家当时指名要“嗣子壶”,一年后,卢芹斋没有食言,将“嗣子壶”由纽约航空运抵北平,彼时卢芹斋在运物单上估了五千美金的价值……“嗣子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陈梦家曾说:“我个人特别感谢卢先生,因为他使我个人多年的梦想忽然实现:第一是大学博物馆需要靠公私的交换与捐赠;第二是古物中有历史价值者应该保存在国内,其已出者设法请其回来。”
这个故事,详细记录在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国宝流失百年祭》(常青、黄山著)一书中。这本厚实的精装本图书,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散情况,进行了清晰的整理与介绍,以“中国西部探险第一人”斯文·赫定开始,分十一个章节叙述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在罗布泊、敦煌、黑水城的探险经历,以及他们掠走的众多珍贵文物的情况,包括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汉代简牍、敦煌文书等。
这十一章分别是:《中国西部探险第一人——斯文·赫定》《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在新疆的发现》《因敦煌而辉煌的斯坦因》《后来者居上的伯希和》《大谷光瑞佛教队伍的西征》《探索黑水城宝藏的柯兹洛夫》《眼光独到的奥登堡》《不甘落后的美国人》《奔走于东西方的古董商——卢芹斋》《山中定次郎与日本山中商会》《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工业家——弗利尔》。全书图文并茂,充满了经过考证的历史细节,是对百年中国流散文物的叹息与纪念;笔调如同学术随笔,好看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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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国探险家开始踏足中国的晚清至今,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了。国宝流失海外,一方面是西方探险家的“巧取”和列强的“豪夺”;另一方面是彼时中国国家孱弱,部分主权丧失,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国宝根本得不到重视和保护。所以,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只有国家强盛、世界和平,国宝才不至离家失散、遭受厄运。
近年来,德国开始归还其殖民时期掠夺来的物品,许多研究人员将注意力转向了八国联军侵华历史和掠夺的文物,终极目的是促使归还文物——“为归还遭掠夺的文物铺平道路”。德国人富有反思反省精神,他们看到,“义和团运动背景下的艺术品掠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所以他们如今带了个头;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做法,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为当年那些流失国宝未来可能的回归奠定基础。
文化研究的动力,不仅仅源于对知识的追求,还源于对社会、对历史、对未来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无论是德国学者研究八国联军掠夺的文物,还是中国学者编著《国宝流失百年祭》,都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保护传统文物和文化古迹,如今已成为一项国家战略。而人类的可持续的美好生活,当然离不开价值连城的文物、绚烂多彩的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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