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中国某大报上看到一篇署名王冲的奇文,指出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攻读文科博士,研究中国问题的并非特例,而是极为常见的现象,至少他接触的留日学生,十有八九是在研究自己的国家。作者发出这样的疑问:“到日本留学念博士,怎么研究起中国的话题来了?岂不是舍近求远?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何必要到日本去?”紧接着,作者发挥自己的无穷“想像”,推演出日本的所谓“深谋远虑”——“ 假如每年招收100名来自中国的文科博士研究中国,这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据库?……因此,利用中国留学生来收集中国的情报,不失为一条捷径。”
留日的中国文科博士们,在王冲的笔下,一刹那间变成了客观上为日本提供中国情报的“悲剧角色”,这位作者还以无限“同情”的口吻这样点评这些文科博士:“有人拒绝,可更多的人无奈地于求学期间在日本、中国两地奔波,为完成学业而忙碌。笔者对此无意苛责,毕竟在异国他乡读书非常辛苦,不可能和导师对着干。然而,研究中国问题的结果只是拿到一纸文凭,不可能成为中国问题专家,不免令人遗憾。”
不知道这位作者是否在日本留过学,他对日本培养文科博士的制度有多少的了解?但能够写出如此的言论,并能够在国内的大报上刊登且广为流传,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中国的留学生们,特别是文科的留学生们,选择与中国有关的课题,这有什么不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海外学习别人先进的研究方法、先端的观察视角,这带动的是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深入化和多样化,到海外去攻读博士学位,暂时离开了祖国几年,就断言“不可能成为中国问题专家”,这究竟是哪来的逻辑?
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文化源流如出一辙,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改革方案,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文化背景,以日本为参照系,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留日学生是多了一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梁启超、孙中山、周恩来、鲁迅等代表人物,他们均前往日本取过经,他们取经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日本一些先进的东西,挽救中国于危局,他们关注的焦点,首先就是中国问题,照王冲的路数,他们是不可能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但恰恰是他们,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王冲希望留学生们“带回先进国家的先进理念和知识,也期待着日本的博导、硕导们能给留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他们更加了解日本”,在这里,我们有理由问一句:留学生研究中国问题就不能“带回先进国家的先进理念和知识”吗?日本教授指导留学生研究中国问题就不是“传道、授业、解惑”吗?王冲竟然一棍子将大批日本教授视为收集中国情报的罪人,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推测和“想象”,我们姑且称之为一种盲目的“日本威胁论”——凡是日本的东西都是坏的,凡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都是有着不可告人的险恶动机的。这种思维,与西方世界喧嚣一时的“中国威胁论”,其思维定式究竟有多大的差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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