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微观：中日关系的三次逆流（上）

在战后至今中日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3次大的逆流，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某些领导人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其责任显然在日本政府方面。

第一次逆流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日两国邦交断绝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多次提议就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商谈。1952年5月，日本三位国会议员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绕道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后应邀抵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访华的日本政界人士。1952、53年中日签署了第一、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在主张开展自主外交的鸠山内阁（1954-56年）时期，又在1955年签署了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两国民间贸易由小到大，日渐发展。1957年2月，上台才两个月的石桥湛山首相因病辞去首相职务，岸信介内阁上台。岸信介上台后日本的政治风向迅速右转，在对外关系方面立即改变重视对华关系的鸠山、石桥两届内阁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敌视中国的活动，比如，岸信介在访问东南亚期间以“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为名，公然鼓吹岸式“中国威胁论”，侮辱、诽谤新中国，坚持不承认中国的立场，称“中国是联合国决议指出的侵略国家”；在访问台湾期间会见蒋介石，公然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在访问美国期间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攻击中国的所谓“共产主义重大威胁”。1958年4、5月间，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举办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上悬挂的五星红旗于5月2日被两名暴徒撤下撕毁，造成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长崎国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冲破逆流的发展

面对中日关系的严峻局面，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坚决打击和揭露，另一方面则把岸信介政府同广大日本人民及友好人士加以区别，邀请了一批批民间友好团体和人士访问中国，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中国政府在1958年8月提出了著名的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与此同时，在日本方面，即使在执政的自民党内部，围绕岸信介政府对华政策也产生了分歧和分化，以石桥湛三、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为代表的一批有影响的自民党政治家能够体察日本国民的意愿和顺应时代的潮流，多次访问中国，为打开两国关系的僵局，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自民党有识之士和广大日本国民积极而有力的行动面前，岸信介越来越陷于孤立。1960年岸内阁企图在国会强行通过新的日美安保条约，在自民党内外遭到强烈反对，日本人民则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美安保斗争，终于迫使岸信介在1960年下台。

继而上台的池田勇人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进一步将日本引向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在对外关系方面，鉴于日本国内要求改善日中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自民党内部主张调整对华政策的意见也日益增多，池田内阁上台后表示出要改善日中关系的姿态，中国方面也对池田内阁改善两国关系的姿态做出了响应，1962年11月，中日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两国关系“以民促官”的特征日趋明朗。1964年4月，中日双方就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互派记者达成一致意见，中日之间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友好交往日趋频繁，实际上形成了半官方的外交联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