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鲧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大明,盖非吾所欲,天所授也。”、“天皇居北京,秀吉居留宁波府,占领天竺。”这是丰臣秀吉在1583年统一日本后发出的狂言。江户中期儒学家并河天民在1716年向幕府呈献《开疆录》时也称:“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并河天民在著述《开疆录》时,只不过是一位精读《论语》崇尚孟子的日本儒学者,并非军事家政治家,但就是这样一位儒学者,却在出道时就向德川幕府献策吞并虾夷(今北海道),后来又著《开疆录》鼓吹攻伐唐土、朝鲜、琉球、天竺等。妄称儒学者,却是全无仁义道德之心,也算儒家教子无方了。
无独有偶,还有一位佐藤信渊,知道他的人兴许不多,但若提起他所著的《宇内混同秘策》,相信有心人就都恍然了。据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的始作俑者“明治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之所以当初提此建议,也是受佐藤信渊的“三都论”(即京都、东京、大阪)影响。此君与并河天民一样,亦非政治家军事家,但却继承了先辈并河天民的衣钵并发扬光大之。他在1823年炮制出的《宇内混同秘策》可以说就是一部详细的侵华方策。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主张以神道教来“宇内混同(统一世界)”,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秘策”。他在文中指出:“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中国既入日本版图,其他西域、暹罗、印度诸国,侏离舌,衣冠诡异之徒,渐慕德畏威,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佐藤信渊提出此建策的理由是:“在当今万国中,土地最为广大、物产最为富饶、兵力最为强盛的莫过于支那,而由皇国征伐支那,如果机制得当,不过五七年间尔,其国土必土崩瓦解矣,故皇国要攻伐他国,必以先并吞支那为起始也。”他认为:“凡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土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读至此,佐藤信渊的狼子野心,可谓昭然若揭了。但我要强调的是,此人亦只是一介布衣出身,充其量也就算是一位多产作家。不过,论起谋夺他国,却能毫无廉耻地堂堂而论之。
《田中奏折》据称是由日本原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其主要内容之一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可以说,《田中奏折》成型,已是高度概括精炼的侵华方策了。
从丰臣秀吉发出狂言到并河天民到佐藤信渊再到田中义一,时空虽然跨越了四百余年,但让我们读来一目了然的是,四人之论如出一辙,可见日本人对既定目标之坚持、之韧劲儿的可怕。其实,笔者撰此小文之真正目的是想提醒国人,并河天民和佐藤信渊二人都可以算是布衣一介,但却能为国分忧著述建言,而今的我们是不是也应少点愤青,多学学日本做些实事以为己为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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