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逝世转眼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
周恩来年轻时曾到日本留学,也是在留日期间他阅读到《新青年》、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人的著作和文章,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
要说和交通大学的缘分,就不得不说交通大学西迁和上海西安两地办学是周恩来总理1950年代做的批示,而西迁的带头人正是和他同时期留日回国后时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彭康。
本次探访活动有幸邀请到法政大学名誉教授、周恩来和平研究所所长王敏老师和我们一起探访青年周恩来的留日踪迹。
本次活动由西安交通大学日本校友会、日本华侨华人博士协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合办,《日本华侨报》、交通大学日本校友会联盟协办。同时,也有部分在日浙江侨团相关人员参加。

活动在王敏老师的“周恩来的留日智慧—传统文化思想源流的再发现”演讲中开始。王老师从《雨中岚山》及其续篇《雨后岚山》入手,从时间维度、人文历史维度,通过各种照片风景复原当时的情景。她还进一步从岚山大悲阁千光寺入口石柱上的诗句和里面的日本“水运之父“角仓了以像,以及周恩来曾去参观琵琶湖疏水工程(主导者田边朔郎)发现大禹和他们的结点。再说到周恩来的外祖父治水世家和绍兴祭拜大禹的习俗等,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会登岚山了。

周恩来的《十九岁的东京日记》里曾有40余次提到“东亚预备学校”,而这个学校的创始人松本龟次郎编辑的教科书里的“日本见学”部分就有南禅寺、琵琶湖、角仓了以、田辺朔郎等等。

此外,王老师还结合青年周恩来日记,总结出其留学目的明确、坚持主体性、求新创新的求学精神和态度,这对今天的留学生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探访的第一站来到神保町爱全公园。这里曾是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所在地。原来有一个“周恩来曾在这里学习”的纪念碑,现在的是日本原首相福田康夫题字“温故知新”的纪念碑,是去年新立的。纪念碑边上还追加了一个详细介绍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和周恩来留日的说明。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全称“日华同人共立东亚高等预备学校”(1935年改称东亚学校),是曾在宏文学院和北京京师法政学堂任教的松本龟次郎在1913年回日本所创办的,是当时日本最大的中国留学生教育机构。该学校顶峰时期在籍学生达2000多名。

松本龟次郎不仅办学校,还坚持亲自授课和编写日语教科书。从1903年在宏文学院任教直到1945年去世为止的近40年间,他一直参与和关注留学生教育。除周恩来外,鲁迅、秋瑾等也是他的学生。日本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实藤惠秀评价他为“第一期日本留学史(1896-1937)四十年间的中心人物……也是日本语教育的代表人物”。“中国留学生教育之父”名不虚传。
同样日记里多次提到去松本龟次郎老师家及老师给他个人授课的事情。可能因这些原因,1979年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女士访日,曾在公务之余抽空特别见了松本龟次郎的后代表示感谢。2019年3月,天津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还给松本龟次郎的老家静冈县挂川市赠送了“松本龟次郎和青年周恩来”蜡像。

随后,我们来到周恩来留日期间经常光顾的汉阳楼。这家1911年由浙江宁波人顾云生开的中国料理店,菜单里至今依然有115年前青年周恩来几乎每月必点一次的狮子头。

离开汉阳楼,往神田旧书店街店神田铃兰通走,三省堂书店神田神保町本店的斜对面就是青年周恩来经常去看书的东京堂书店了。该书店1890年开业,1913年的神田大火后,曾被称为日本最大书店。王老师介绍,当年还是穷学生的青年周恩来因没钱买书,只能经常来看俄国革命相关的书籍,并把一些书背诵下来。
周恩来留日时正值日本的大正民主时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如雨后春笋自由野蛮生长。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最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周恩来等留日学生。他因朋友推荐开始读《新青年》,他在东京堂读到《露西亚革命》,他还读河上肇的《社会学研究》。从日记里“二十年华识真理”,到1922年3月在德国致信国内觉悟社同仁时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可见留日期间,他的思想已经在慢慢转变。
这次探访从王敏老师的《雨中岚山》介绍开始,经过东亚预备学校遗址的爱全公园,再到汉阳楼和东京堂书店结束。在不同的时空转换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丰满的留日青年周恩来。在屡次入学考试失败中,他依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在穷困潦倒的生活中,他努力寻找着能实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真理。一个小小的狮子头,一本《新青年》或是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这就是他的那时候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也正是在这种不断挣扎和摸索中,他“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并在以后五四运动和留法勤工俭学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进一步成长以致认定“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摄影:黄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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