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昆明为聂耳文化传承奔走的刘浩源律师

不久前，我应云南信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浩源律师的邀请，踏上了一段原本可以从从容容，却被“热情提前安排好”的云南之行。说起来这场邀请，倒更像是一场温和的“绑架”。刘浩源律师在微信朋友圈里看见我出现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几句寒暄之后，机票已然落定——北京往返昆明，一切都不容我再多思量。于是，我这个自诩“爱茶之人”，便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心境中，被一缕南方的茶香牵引，飞向滇云。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往往在不经意处埋下伏笔。2025年，刘浩源律师曾远赴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参观聂耳纪念碑。那一次，他和朋友一起来到我当时主办的日语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编辑部小坐。那是一个安静的午后，我们谈的几乎全是聂耳——他的音乐、他的时代、他的早逝，以及他留下的那一段穿越国界的旋律。临别之时，他说：“有机会，一定请你到昆明看看。”那句话轻轻落下，如茶叶沉入水中，不声不响，却在时间里慢慢舒展。直到这一次，忽然成行。

抵达昆明的那一刻，空气里带着高原特有的清冽与温润。落座未久，我便与刘浩源律师谈起一本书——《在日本诞生的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时代》（岩波书店，2019年2月第一版）。这本书由日本信州大学人文学部特任教授久保享撰写，从日本的视角，梳理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背景。

话音未落，刘浩源律师的神情已然凝重起来。他说：“聂耳文化传承保护的主动权，必须掌握在我们中国人手中。”那一刻，我分明感到，这不仅仅是一位法律人的理性判断，更是一种文化立场的坚守。他进一步告诉我，为了落实“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的时代要求，作为昆明市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实践基地，他们的团队已经向有关部门提交了《聂耳文化传承保护条例》的提案。然而，这份提案却因有关专家认为“尚无为单一文化名人立法的先例”而暂未进入审议。

刘浩源律师说到这里，语气渐热，情绪愈发激昂。他提及：“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聂耳纪念碑经历了‘两建两修’，市议会在1965年还专门就纪念碑的重建做出决议，从法律层面对纪念碑进行了保护，我们昆明——聂耳的故乡，为什么就不能为聂耳文化的传承进行立法保护？聂耳可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名人，他还是国家精神符号的一个组成部分。”

后来，刘浩源律师陪我走进位于昆明市五华区甬道街的聂耳故居纪念馆。院落不大，青瓦白墙，带着旧时光的温度。房间里的陈设简单而克制。在展柜前，在旧照片之间，在一段段文字与旋律的交错中，刘浩源律师一边讲述立法的必要性，一边谈及文化记忆的断裂与延续。

我听着，忽然意识到，这一趟“茶旅”，早已超出了“茶”的范围。茶，不过是引子。真正沉淀在这一行程中的，是关于记忆、身份与叙事权的思考。

云南的普洱茶可以清心，而我们的国歌则可以立魂。我作为海外华文媒体的传媒人，期待着这部《聂耳文化传承保护条例》早日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