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将给中日关系带来的三个变量

2025年10月4日，日本政坛迎来历史性时刻——高市早苗成为自民党总裁，十天后将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她的当选，不仅改写了日本政治的性别史，更会为东亚地缘格局注入三股新变量：军事层面的张力、经济安保的重组、以及外交联盟的再定位。对中日关系而言，这既是新的试炼，也是一场考验理性的博弈。

一、军事层面的变量：海空对峙与台海敏感度上升

长期以来，高市早苗作为日本政坛的“鹰派代表”，主张“强化自卫能力”、“修宪正名国防军”等等。随着她上台，日本的防卫预算势必继续扩张，海上自卫队在东海和南西诸岛的活动频率也将明显上升。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中日海上摩擦的“接触面”扩大，误判与擦枪走火的风险同步增加。

特别是在东海方向，钓鱼岛周边的舰船“相遇率”可能提升。日本海保厅与海上自卫队的“联合执勤”一旦常态化，将使双方巡逻线更靠近，也让外交层面的缓冲余地减少。

更敏感的则是台湾议题。高市早苗过往多次在公开场称赞其“政治先师”安倍晋三主张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并主张在日美安保框架下强化与“台湾防卫协作”。未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有望将此立场制度化，这不仅会让东京在台海问题上与华盛顿站得更近，也会令北京把日本视为潜在的下场“当事方”而不再是“外围观察者”。未来的台海舆论场，势必出现“日方声音”明显上扬。

二、经济安保层面的变量：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加速

高市早苗过往在担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相期间，就主导推动半导体供应链重组与关键矿产战略储备，被称为“安保经济派”的代表人物。她倡导的“经济自立圈”理念，实质上是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系统性修正。

在她领导下，日本极可能进一步推动“去中国化”政策：1、在半导体领域，加大对台积电熊本厂、日本国内厂商的补贴；2、在新能源与稀土方面，强化与澳大利亚、越南的替代合作；3、在数字与数据安全领域，对中资企业设限或设卡。

这将使中日关系从传统的“政冷经热”滑向“政冷经凉”。企业界的合作动能会因政治风险上升而受挫，即便有RCEP框架的支撑，也难抵安保逻辑的“外溢效应”。高市早苗政府如果将经济议题纳入“安全战略”，则任何合作都可能被重新定义为“风险管理”的对象。

三、外交联盟层面的变量：亚洲版“北约”的回声

高市早苗一贯主张强化与美、澳、印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并赞同扩大印太安全合作网。如果日本在这一体系中扮演更积极角色，中日关系的“战略安全半径”将不再是双边问题，而是被纳入更大的地区安全框架中。

未来，高市早苗政府可能在东南亚推动“印太连通”项目，在太平洋岛国强化防卫合作，也可能支持北约在亚太设立联络点。这些举动在中国看来，都是“亚太版北约”的雏形。换言之，中日两国的安全互动正从“岛链周边摩擦”转向“体系化对抗”。

毫无疑问，高市早苗政府的出现，给中日关系带来的是更大的风险。这种风险首先将导致中日两国战略互疑的深化。高市早苗政府如果在政策文件中将中国更明确地定位为“安全挑战”，中国的回应自然不会温和——东海、台海的军事活动可能同步升级。

其次是军备竞赛的螺旋。日本防卫费若突破GDP的2%，势必刺激东北亚国家相继提高军费。区域安全困境或将重演冷战式的“恐惧均衡”。

再者，安保与经济挂钩后，中日两国企业合作将面临政治干扰。供应链风险意识增强虽然合理，但如果演化为实实在在的“去中国战略”，势必削弱互利空间。

风险永远是与机遇同时存在的。高市早苗给未来中日关系带来风险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其可能存在的机遇。这种机遇在于危机管控的“倒逼效应”。伴随着摩擦增多，中日两国或被迫加强沟通机制——海空联络热线、“热线再启”“准则对话”等可能重启，防止误判的“制度护栏”将变得更迫切。

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在强化同盟的同时，也保留对区域多边合作的参与意愿，如继续积极推动RCEP、东亚峰会框架内的经济合作，仍有可能在经济层面维持一定“缓冲区”。

一定要认清高市早苗的上台，意味着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更复杂的阶段。三大变量——军事摩擦更频繁、经济安保对抗加剧、地区安全格局外溢——正在叠加形成新的互动模式。

未来的中日两国关系，不仅是双边防卫姿态的博弈，更是被嵌入美日联盟与印太战略网络的结构性竞争。如何在竞争中保持沟通、在对峙中寻求稳定，将考验双方的战略定力与政治智慧。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经过为时不长的“蜜月期”以后，中日关系就往往在“冲突与调和”之间摇摆。今日的关键在于：能否不再让战略焦虑主导政策节奏，而以现实理性去管理分歧、延续交流。高市早苗时代的到来，也许不是“破局”的开始，而是一次“重新设局”的契机——如果能以冷静取代激情，以沟通替代对抗，新的中日关系仍然可以在风高浪急的印太格局中，找到平衡的航道。

此时此刻，应该提醒高市早苗的是，目前中日两国维持和发展的“战略互惠关系”，首倡者是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其后得到中日两国政府的认同。高市早苗如果不能“恪守”安倍晋三的“政治遗嘱”，将中日关系带入巨大风浪之中，那不仅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巨大转变，更是对其“政治先师”安倍晋三的政治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