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轻视日本从法理上提升日台关系的举动

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始终处于关键性地位。也可以这样讲，日台关系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对中日关系的全局产生影响。正因为这样，中日两国高层领导相晤之际，几乎达到了“见必谈台”的程度，中国大陆至少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日本深刻了解并认识“台湾问题”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但是，从近年来日本的表现来看，政界诸多人物言行不一，经济界些许大腕暗箱操作，更有一些政府部门刻意从法理上推动日台关系的提升。3月19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将实施新的外国人登记制度，其中，在日本的台湾人的国籍将被登记为“台湾”一事，就应被视为是日本准备在法理上提升日台关系的重大举措。

一般说来，人们都认为中日恢复邦交以后，日本政府奉行的是“一个中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认真翻检《中日联合声明》，就会发现日本当初并没有完全接受中国大陆提出的“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是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通过迂回解释的方式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立场”，表明其不再对台湾法律地位做出独立的判决。中日两国关于“一个中国”理解上的微妙差异，致使日本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履行的是“一个中国”的承诺，在战略思维上按“两个中国”行事，可以不时地在“务实外交”的旗帜下，用现实政策的取向直戳中日关系的软肋，增加其在台海两岸关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自民党前代理政调会会长船田元就曾经公开说过：“大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岛上有中华民国政府，这是事实。即使世界各国和日本现在只承认中国，台湾作为一个拥有2000万人口和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经济大国，是无法抹杀的事实。”尽管有望问鼎日本首相宝座的船田元后来因为与政界“破坏王”小泽一郎争权失败淡出政坛，但他的这番话语道出了日本政坛不知多少人物的“心声”，成为日本政坛具有代表意义的“台湾观”。

日本政坛的动向从来是要在日本的立法机构——众议院和参议院中反映出来的。近年来，日本国会议员出访台湾已经不算新鲜的事情；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和“日华友好议员联盟”成为日本国会中跨党派的两大强势亲台组织；更有相当的议员“脚踩两只船”，既参加亲中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也参加亲台的“日华友好议员联盟”；1996年3月，日本参议院连续4次举办有关台湾问题听证会，并通过决议对台湾“选举”产生的领导人表示欢迎，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国会第一次用决议的形式介入台海两岸关系；1997年6月，日本德山大学校长浅野一郎提议日本国会制定“日台关系法”，要“给日台关系务实的法律基础”；2006年8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台湾观光客永久免签证特别法”，这是日本第一次开放永久免签证给非邦交“国家”。所有这些，都是日本在法理上提升日台关系的表现。

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向国会提出有关外国人管理的出入境法修正案。根据这一法案，日本将于2012年起用“在留卡”新制取代现行的外国人登录证，由日本政府法务省所属的入国管理局针对居留日本超过3个月的外籍人士发行“在留卡”。在卡上，有关国籍的栏目将记载为“国籍或日本政府所承认的护照发行地区”。如此一来，台湾人的在留卡上就可以记载为“台湾”。

以往的事实是，日本政府从1972年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之后，不承认台湾是“国家”，但将台湾发行的所谓“护照”视为“政令规定的地区具有权限的机关发行的证件”，给予承认。台湾人的外国登录证上国籍栏被记载为“中国”。2001年7月，陈水扁执政时曾要求日本政府修正在日台湾人“国籍”。2003年，李登辉访日时，也公开提出修正“国籍”的要求。日本右翼众议员西村慎吾曾发传真文支持这个所谓“正名运动”。2008年5月，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主掌的东京都政府率先行动，发出通知称根据登记者本人的意愿，今后在东京的台湾人进行户籍登记时若在“原居地”一栏中仅填“台湾”是没有问题的。事后，日本外务省大臣官房参事官、外务副报道官谷口智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说，“居民户籍管理是各级地方政府主管的业务，中央政府不能加以干涉。但日本对台政策遵照1972年日中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不会因东京都的‘通知’而受到影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本从法理上提升日台关系也是以一步三探、步步趋前的姿态往前走的。

最后需要指出，以往台湾人到日本观光旅游和经商贸易，国籍登记方面都写作“中国”或者“中国（台湾）”。这次日本修改有关法案，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在于要给台湾以“国家”的规格，这显然是对中国大陆政府对日外交政策乃至民众情感底线的最严重挑战，也是在僭越中日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此举若能得逞，目前日台双方推动的“日台特殊伙伴关系年”就会有实质成果，但这种从法理上提升的日台关系的做法，不仅会破坏正处在历史新起点的台海两岸关系，也会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