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忆“东瀛第一课”

1985年3月15日作者与胡锦涛同志在新大谷饭店的合影。（摄影：汪芜生）

1977年，当我考入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父亲常书鸿叮嘱我：“你是文革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如果将来想出国留学，应该先去日本，因为那里有许多汉唐文化，作为一名画家，首先应该把流失到国外的艺术传统学回来，贡献给自己的祖国，我50年前在法国，也是因为看到被掠夺到西方的敦煌艺术才回国的。”

1984年10月，我来到日本。从未出过国的我，面对异国环境感到不知所措。当时，担任日中协会事务局长的白西绅一郎先生受父母委托，照顾我的学习和生活。一天，他来电话说：“我带你去见你的亲人吧！”，我记得那一天是1985年3月15日。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来到东京的新大谷饭店，我见到的祖国亲人是访问日本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晚上，时任团中央书记、全国青联主席的中国青年代表团长胡锦涛同志专门安排时间在他的房间里接见了我和旅日华人摄影家汪芜生两人。

见到祖国亲人，面对锦涛同志亲切的面容，我感到有许多话要倾诉。锦涛同志首先详细地询问我们在异国他乡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当知道我们都是来日本学习艺术的时候，锦涛同志深切的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几千年的文化艺术交流，希望你们不辜负祖国和人民期望，在异国他乡刻苦学习。锦涛同志还向我们列举了当年孙中山、周恩来、郭沫若、鲁迅等伟大的革命和文化先驱在日本的经历以及他们对近代中国的伟大贡献。

当锦涛同志知道我来日本留学的缘由之后，语重心长地说：你父亲是在留学法国时看到流散到西方的文化瑰宝而感到震动，继而回到祖国的，他为保护敦煌艺术作出了很大贡献，你作为中国文化名人后代，在日本学习期间，也应该像当年鲁迅、郭沫若那样，多结交一些日本文化界朋友。中日文化渊源流长，文化是维系两国人民友谊的根本。现在，中日两国的往来和交流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前，但要看到经济和贸易热潮是会因为利益而产生变化的。每当两国关系处于低潮时，文化界友好人士都会尽全力维护友谊，他们永远是我们最诚挚的朋友。

我们的话题从胡锦涛同志的家乡安徽省（汪芜生是安徽人）说到我出生的敦煌和成长的甘肃兰州，说到我父母创作的巨幅油画《刘家峡》，他饶有兴趣的回忆起在龙羊峡工作的往事……。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个小时，为了不继续打扰工作，我们依依不舍地和锦涛同志告辞。

离开宾馆，走在寂静的东京街头，我感受到来自祖国的温暖。锦涛同志就像一位亲切的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远离祖国的每一位海外学子。多少年来，我一直把这次见面看作是我在东瀛的第一课。

时间一晃13年，1998年秋，我又应邀参加七大日中友好团体在东京举行的欢迎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的招待会，我向胡锦涛主席提到那次在新大谷饭店的谈话，还告诉他：“胡主席，我在做中日文化交流工作的时候，一直记着您的话”，胡主席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这样好！”

到日本以后，我先后在拓殖大学学习日语、在东京艺术大学学习日本画、在东京大学研究东西文化交流；1986年创立了“在日中国艺术家协会”，至今会员已有250人，还连续举办了5届画展，许多会员已经成为世界级大师，如蔡国强、汪芜生等；1988年在东京留学生学友会的支持下建立了东京艺术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1988年协助参与父母赠送给奈良法隆寺的大型障壁画《来自丝绸之路的飞天》组画；1989年促成日本友人实现了对希望工程的海外最大一笔捐款，并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举办了大型画展《中国的四季展》；1990年我把与父母共同创作的巨幅油画《珠穆朗玛峰》赠送给创价学会；1991年协助中央电视台拍摄制作《杨贵妃》；参与出版父亲的《我与敦煌》、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谈集、《几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等。1996年我在敦煌启动了现代石窟艺术工程，接待各国艺术家在新敦煌石窟创作；2000年完成了人类最大的环境艺术品——《龙林》（嘉峪关长城戈壁一平方公里）；2001年作为日本非营利法人RBA国际的艺术顾问，参与日本与各国青少年艺术交流活动；2008年完成中国第一幅整体建筑壁画《敦煌神韵》、启动《祖国2009~2019》计划，将在今后十年间创作50幅巨幅油画赠送给祖国34个省市和友好邻邦……，20年来，我将在日本各地举办数十次个人画展的收入全部投入到传承敦煌的非营利公益事业。

作为旅日艺术家，我遵照父母的要求，牢记胡锦涛主席的叮嘱，从事艺术研究和文化交流工作。23年来，虽然往返两国间近200次，但从未做过一件商贸之事，这也是缘自我来到日本后所上的“东瀛第一课”。（作者系著名旅日华人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