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昭奎教授东京华侨总会讲演实录 对日关系新思维出笼的台前幕后

去年，《对日关系新思维》在日中两国之间刮起巨大漩涡，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日中关系民间大讨论。一些卓越学者的文章，受到两国人民的普遍关注。著名学者冯昭奎教授、时殷宏教授就是新学说带头人之一。他们的文章，进一步深化了由马立诚先生率先提出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同样引起了各界的共鸣。年末，冯昭奎教授、时殷宏教授应邀来到日本，进行了多场讲演。其在日本东京中华总会上的讲演，详细披露了新思维出笼的台前幕后，很多新事实让人感到国内人思维的重大变化，令人振奋。在此，我们将冯教授的讲演进行整理后，刊登出来，帮助大家解开疑团，对新思维有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时教授主要讲演的是中台关系，故在此割爱。

国内对日关系研究高潮迭起是新思维出台的背景

我今天主要的论题是对日关系新思维，时教授主要是讲台湾问题。昨天在早稻田大学我也作了个报告，主要是面向日本人，那么今天就主要是面向中国人，所以我讲的随便一点，不要像昨天做个报告似的。今天主要是想介绍一些情况。

我觉得对日关系新思维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是仍然还在进行中的艰难曲折的过程。记得在1999年，也就是江泽民访日的第二年，大概是四五月份开始，我也受到各方邀请参加一些讨论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说中国出现了一个讨论思考的高潮。那么在2000年，在第一期《世界知识》上，这是属于外交部主管的一份杂志，但并不是外交部的机关报，所以是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我就在这个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就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称我是媚日外交的急先锋。后来我就又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这篇文章也同时刊登在《世界知识》上面。后来，由于我们是日中关系学会，所以会经常和使馆的人见见面，吃个饭什么的。使馆对我的文章和因此而发生的争论比较关心。就对我说，你在《世界知识》上发表文章，被人家称为媚日外交的急先锋，是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我说什么影响也没有。人家该找我开会还找我开会，约稿可能比过去就更多了。当时，搞日本研究的人对这第一次日本研究高潮都比较关心。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对日政策应该积极一些。到了2000年5月，就有五千日本人访问中国。当时，江泽民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五千多名客人。江主席当时说了句很好的话，那就是中日友好归根结蒂是两国人民的友好。在学者当中就感到，江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热情的话，是不是预示着我们的对日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一些。这个事情到了2001年就变得更加明显了。特别是我看到朱镕基首相访问日本时在日本电视台和日本的听众见面，对日本的ODA表示感谢，同时在国内的人民大会堂开会，吴仪出来也对日本的ODA表示感谢。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都是因为日本的一些右派出来说，中国对ODA不表示感谢了，中国才公开表示感谢的。而确实是对日本的援助表示感谢才那样做的。尽管我们曾经放弃了要求日本做出战争赔偿，关于这一点日本也没有做过太多的感谢呀。我们有什么必要一次一次地感谢呢。但是，总归日本的大平首相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还是给与肯定的。这样就感觉到中国的对日外交在趋向积极。

2002年正好是日中建交30周年，这应该是日中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年头。但是，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日两国的摩擦升温。原来，小泉是要访问中国的，但是没有能够实现。那么在1998年江泽民访日之后，由于小渊不肯书面道歉，我们的对日关系发展的不够快。直到1999年才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2002年,日中摩擦升温,中日关系又有点变冷。尽管是复交30周年,小泉也没能实现访华。所以到了2002年秋天，在我感觉就像第二次围绕对日关系思考讨论的高潮。在这期间，有一些组织讨论会规定得太死，要求在党的十六大之前做出些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吗就是有这个毛病，老是想给国家献计献策。一看新领导换届，就想给新领导提供一点新的政策建议。所以，由于历史摩擦升温，两国关系变冷。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外交官等有关人士就又召开会议。有些会的规模还相当之大。大家都纷纷献计献策。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是可贵的，那种忧国忧民的精神真是值得褒奖。就在这个时候马立诚先生就是人民日报的评论员，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文章。

很多人问《战略与管理》杂志是哪路神仙？那么敢说话。据我了解，这是一本战略基金会的杂志。这个战略基金会成员都很不一般。名誉会长是肖克，还有谷牧。谷牧是当过副总理的人物。再看下面的成员，第一个就是张爱萍。这是个去世了的上将。有人就觉得好象这本杂志有很大的背景。可是在我看来也不是有多大的背景。不能说这就是军方的什么什么刊物。马立诚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正好是年底。当然，我的感觉中国兴起的第二次对日关系讨论的高潮应该是在马立诚的文章发表之前。大家瞄准十六大之后来进行献计献策。到了2003年，马立诚的文章首先是在日本大肆炒作，然后是传到国内，至少是在日本研究界引起了注意。此后，我们的时殷宏教授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的第二期上又发表了第二弹文章，题目是《中日接近的外交革命》。时教授本人自己也说了，他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新思维。可是，文章发表的结果却被人们把他的文章与马立诚的文章联合起来看，称作是马时二文，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新思维遭到抵制与批判

从2003年的5、6月份开始，首先是网上的反映很大，把马立诚称为汉奸，卖国贼等。我主要看的是人民网，那个网上有个中日论坛，反日情绪比较强烈。这个网站的网民不仅称马立诚是现代的汪精卫，还要在肉体上对其加以消灭。最近，还出现说马立诚是日本特务，他从日本企业接受资金。证据就是他的儿子能够到澳大利亚去留学，而且在那里过着豪华的生活。而根据对马立诚本人的收入按每月三千元来计算，他自己是没有能力送儿子去留学的。所以，他是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资金，是日本特务。这些都是网上的话，我决不是在说马立诚的坏话，这些都是网上的流言。日本方面呢，我记得我退休之后，日本研究界的活动就参加的很少。但据我所知，开过三次会，在5、6月份的会我也参加了。当时就提到马立诚和时殷宏的问题。措辞还是比较温和的，基本上肯定他们两个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但是，还提出马立诚的观点还有很多不妥的观点。这是在5、6月份。到了7、8月份，当时日本研究界又开了一次会，当时我没有参加。等参加会的人对我详细地介绍了发言情况。那时，我感觉调子就有些升级，基本上表示马立诚的文章是站错了立场，对中日关系开错了药，而且是毒药。到了9月份，在日本研究界又开了一次会，这次会的调子就更加严厉了，就像批判会一样。在这个批判会上，就有一种看法，就是所谓新思维日本是需要的，中国根本就不需要。可是，我就针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我认为新思维中国也是需要的。我本人就写了论新思维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的第四期上。不仅如此，又在第五期发表了再论新思维。第六期上又写了三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现在都收录在一本书中，而且销售的也不错。

这就是说，由于马立诚的文章所引起的对日关系的讨论，远远超过了前几次的讨论思考对日关系的高潮。而且其影响之大，讨论之热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新思维日本赞中国批的反差值得深思

在我看来，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出现，日本方面是如获至宝，中国方面的部分人却是猛烈批判。我认为这种大的反差很值得我们关心，很值得我们思考。好像包括日本政府在内都应该认真思考。特别是中国民众的这种反日情绪就是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的暧昧态度，和日本右翼的反历史言论刺激的结果。

从2003年5月份以来，国内对新思维所进行的讨论和争论真是非常激烈。在这当中，我还想提一句，就是今年6月在长沙，召开了一个中日媒体交流会。会上，杨振亚大使做了一个基调报告。他提出中日媒体应该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来进行报道，那么当时，朱建荣教授特意给我留出时间，让我提出几点问题。我首先提出那就是在中日之间到底有没有客观中立的立场？在我的感受中，你或者是站在日本的立场或者是站在中国的立场，那么这个客观公正立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得到很明确的回答。

今年，我的文章虽然没有马立诚，和时殷宏文章那样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但是日本的《读卖新闻》，还有《朝日新闻》、《每日新闻》都进行了报道。其中《读卖新闻》很快就说，我们想把你的文章翻译之后刊登在期刊中央公论上。8月份就说，一直到12月份才刊登出来。可能他们一直在犹豫，想等等看有没有比我的文章更有利用价值的文章出现吧。内容基本上没有歪曲，题目也不错。但是，在后面加了一个解说，解说者是日本的一个很活跃的学者，在国内的活动也是他能来就来。可是，他解说的文章却是说我的文章是对江泽民对日外交政策的间接批判。后来，我对他说，你这样写是你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的这篇文章恰恰是我学习江泽民思想的一个体会。他说我的防线很严，文章总是引用十六大精神、邓小平理论，根本没有办法批你呀。我说你又说错了，这不是我的防线，我是从内心深处拥护十六大外交精神，拥护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方针。国内有人看到了他的这篇解说，就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我回答说没有任何问题。确实，从文章发表到现在，我没有受到任何压力和打击。现在国家对言论自由，积极鼓励学者发表意见。

尽管在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开了一些对马立诚的批判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就不能发表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我已经发表了三论了,马、时不过就是论了一下,但是我反而各种活动更忙了,并没有因此受到排挤。日本来中国的学者反而找我的多了。

我为什么要坚持写新思维。第一点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系，我改行之前，主要从事的是引进日本先进技术的工作，改行之后呢，主要是从事引进日本的先进经验的工作。一旦国家要举行大型会议，总有领导要求我们提供日本物价等的研究报告。那时到日本来的干部非常多。特别是我们搞经济的人，被要求提供材料的机会就更多。我的经历决定我总是要从基层，从生产的发展，和需要来考虑问题。所以我对日中关系产生政治冷经济热这样的现状产生一种危机感，日本与中国的经贸发展非常好，有具体的数据可以看。所以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维护经济的发展不受影响。这就是政治问题，外交课题。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现在两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阶段，如果因为政治关系越来越紧张，反日情绪越来越高涨，而使得经贸关系受到影响的话，是非常不值得的。如果听任这种冷淡的局面继续发展的话，那么必然要影响到经贸关系。日本方面也说到，已经受到影响了。正是这样的危机感让我觉得必须要坚持新思维。

冯昭奎简介

1940年8月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1965～1979年历任陕西微电子研究所技术员、工程师。1979～1981年赴日本留学，静冈大学电子工学研究所访问学者。

1983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曾任该所副所长，现任中国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日科技与经济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日本学会顾问等职。

著书：

一、《电子风云录》（1985年）；《扶桑杂话——观察与思考》（1987年）；《日本高技术发展问题》（1989年）；《新工业文明》（1991年）；《经济科技纵横谈》（1994年）；《日本的零售业》（1994年）；《日本经济》（1998年）；《对话：北京与东京》（1999年）《日本：战略的贫困》（2001年3季度出版）；

二、合著、主编:《日本的新技术革命》（1985年）;《日本的经济体制（1988年）;《日本经济的活力》（1988年）;《高技术与日本的国家战略》（1990年）;《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改革》（1994年）;《中日流通业比较》（1996年）;《日本外交1945/1995》（1996年）;《走向技术立国之路》（1997年）,《A Comparison between Distribution in China and Japan》（1999年，以上为合著兼主编）。

三、合著:《国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科技与经济的结合》1993年；《问题、对策、机制──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中日流通比较研究》；《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以上为合著）等。

论文及文章：

发表有关日本经济与科技、日本问题、科技政策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报告约300余篇、一般文章7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