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昭奎教授新作 “中日关系问题报告”出版

著名日本问题学者、爱知大学客座教授冯昭奎与林昶共著《中日关系问题报告》，已经于7月20日，正式在香港出版。该书长达40万字，凝聚了冯昭奎教授、林先生的共同智慧，是论述日中关系的一本鼎力之作。

冯昭奎教授介绍说，2005年4月，在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风波。由于我已在日本，未能亲历这场风波。但是，隔海相望，我感到这场风波的发生并非偶然。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国家，对这场风波的发生原因都出现一些错误的解读。我想，关心中日关系的人们如果有耐心读一读本书，将可能有助于理解中国发生反日风波的真正原因以及展望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本书是在我和林昶的合作课题“中国对日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中日关系的最新形势写成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日本的一些动向似乎正切中了所谓“60年一轮回”的说法，即日本又出现了走向军事大国化的动向，似乎又要找回战前那种“重军事轻经济”的感觉。冯昭奎教授还坦诚地说，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我总是告诫自己要注意以下4点：

其一，研究者本来任务是进行研究，不要把自己的主要任务改变为“写文章”，在国内各媒体争相向研究者约写批判日本的文章的时候，应该保证自己有充分的潜心研究和冷静思考的时间。

其二，不仅仅写批判日本方面的问题的文章，也要认真考虑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当然，具体的外交对策应该是由政府考虑的事，但是，研究者既然可以不被外交事务缠身，国家供养你、给你时间和各种研究条件，是否也需要“生产”一些可供决策者参考的，如何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有力和有效的思想性的东西呢？显然，能否提出“中国的对日外交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应该成为研究者的一种责任。

其三，作为“文人”，写出来东西总要发表出来，一吐为快。但是，作为研究者，就不应该把一些尚不成熟或不宜马上发表的东西仓促地发表出来。因为国际问题，特别是中日关系问题往往十分敏感，有的东西发表出来对国家比较有利，有的东西则可以先在恰当范围内议论一段时间，待时机成熟再发表也无妨。因为研究者毕竟不是“文人”。

其四，既然是“研究”，就要讲究“研究方法”，尽管方法不是万能的，而且似乎也不能说某种方法就是最好的，但是，针对所研究的问题，总可能找到比较适合该问题的方法。比如，就当前的中日关系问题而言，笔者在哲学方法（methodology） 层次上采取了自认为非常有用、甚至可“受用一辈子”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方法。

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之所以有意义，在于“消费者”的存在，当然，这个消费者可能是其他研究者，但是，如果研究成果的“消费者”仅仅限于其他研究者，那么，从总体上说，就会形成一个“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封闭的研究界，对国家的现实意义就不大，当然，研究者能否发挥作用，其最大前提就在于国家有没有一个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政治环境。在这方面，笔者倒是颇“同情”一些日本同行，尽管他们也很努力，但是面对小泉首相的“独夫外交”，却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就拿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这个重大外交问题而言，日本的不少学者可说是绞尽脑汁，但是，这个重大的外交问题就像是装在小泉首相的上衣口袋里，任何学者总不至于伸手去掏小泉的上衣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