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强制送还与被拘留的孩子们

有这样一群人在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他们虽然没有合理的在留身份，却可能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和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他们虽然生活在社会的阴影中，但是却不自卑，不消沉。他们带着“不法滞在”的沉重锁链，艰难地活着，虽然每天提心吊胆，但是尽量过着平常的日子，生儿育女，繁衍生息。他们和他人一样追求着人人向往的幸福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逮捕，被拘留，面临着被强制送还的命运。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会打乱他们目前的生活，更让他们的孩子无法承受。孩子是无辜的，他们可能在被拘留的一瞬，才知道自己是“违法滞在者”，是一种非合法的存在。被拘留，被强制送还的打击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这样的变故是残酷的，他们很可能因此承受难以消除的精神创伤，影响终生。所以，不仅“非法滞在”的黑户口需要道义上的声援，和社会的保护，他们的孩子，那些无辜的弱者更加需要声援。日本共同通讯社刚刚报道的周鹏宇事件就是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例。

沉重的现状

多文化教育共生研究会6月19日举办了一场专题研讨会。专题探讨了那些被强制送还、拘留的孩子们的问题。对于周鹏宇事件他们也给予了全面的支持。神奈川某高等学校教师高桥先生介绍了周鹏宇寻求自我独立的艰难过程。

周鹏宇是在1996年前随父母来日的，当时他的母亲冒充了残留孤儿，但是他本人却不知道任何事情，就随父母来到了日本。那时他还很小，根本不懂事，更不具备自我决定去向的能力。起初生活还算平静，可是没想到了2000年，一家人被入管查出是冒充他人身份来日，因此而受到了强制回国、驱除出境的处分。之后他们一家在支援团体和律师的帮助下，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法厅判决“入管”取消强制退还命令。然而尽管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最后还是以他们一家败诉而告终。为此，他的父母和妹妹被迫于2002年离开了日本，只剩下他得以单独留下来。此后，他一边办理假释更新手续，一边在高中读书，并如愿考入了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顺利地上大学读书，并继续留在日本。他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必须被强制遣送回国。4月10日，他遵从大阪入境管理局的强制回国命令，踏上了回国的旅途。临上飞机前，他对前来送行的朋友们说：“我一定会回来。”

6月11日，他终于获得了“在留资格认定证明”，如愿获得了2年的留学签证，可以再度赴日，堂堂正正地学习了。当初，他在裁判所答辩时，曾经情真意切地恳请法官，“只有一次就可以了，请给我独立选择人生道路的一个机会。”

周鹏宇的成功不过是个偶然，还有很多孩子包括他的妹妹没有实现自己真正的愿望。

2002年9月的一天，一家巴基斯坦人突然被“入管”职员给拆散了。父母因非法滞在而被强制收容，两个男孩儿却被“入管”职员给抱走了。孩子还小，一个7岁，另一个只有4岁。他们是哭叫着被从父母身边“抢”走的。母亲因为不知道孩子的下落，精神几近崩溃。不论他们怎样追问，“入管”方面就是不告诉他们孩子的去向。直到一个月后，他们才知道两个孩子被送进了某儿童相谈所。可以想象，不管儿童相谈所的环境是多么好，看护人员又怎样的专业，但是，他们的照顾无法代替父母之爱，更无法消除在两个幼小心灵中产生的对抢走了他们父母之人的恐惧。

被侵害的人权

还有的孩子在被收容之后，人权受到侵犯也无法抗争。有的女孩子证言说，在收容所内，看守所内几乎没有女职员，所以，上个厕所也感到十分不安，必须躲着男看守。另一16岁的女孩证言说，夏天，因为天气热，女孩子们穿得比较少时，偶尔会受到男看守的偷窥。

在会上还有一名女孩儿曾经是非法滞在者。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她现在是某大学的学生。同时也由于自己特殊的经历，她不仅关心外国人的人权问题，也积极参与支援外国人团体的活动。她的经历更加引人深思。

进入高中的时候，她和其他同学一样，通过刻苦学习，终于考入了一所公立学校。可是，就在她如释重负，准备入学的时候，那所学校校长竟然提出，让她提交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复印件，还说。如果是“非法滞在”就不让她入学。这一问题虽然后来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她也如愿获得了在留特别许可，进入了自己想进的大学。可是，她一直感到不平。

由于这次专题研讨会，除了高桥老师的主题讲演之外，第二东京辩护士会山口元一律师也作了《被强制送还儿童与在留特别许可》的讲演。所以，她就向山口律师提出可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校长这样不看成绩，只看在留资格的录取方法是否正确？

对此，山口律师回答说，他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一般都是律师打个电话，对方就缩回去了。尽管东京都曾经下达过有关规定，要求各个学校不得让没有在留资格者入学。但是，同时，在公立学校的入学资格中，又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强调外国人要有固定的住所，其子女受到了和日本同等程度的9年义务教育。因此，校方并没有足够的理由拒绝没有在留资格的适龄儿童、少年等入学。还有一条必须强调的是，保护儿童利益是十分重要的，要以国际公约为准，按照国际公约办事。不管是谁，不管怎样都不能轻易剥夺他们上学的权利。

高桥老师还在报告中指出，外国人人数不断增加，违法滞在者数也在随着增加。当然，因此受害的学龄儿童也在增加。这是令人感到忧虑的现象。

据入国管理局的统计，2002年遭到强制送还的18岁以下孩子的人数为303人，去年一年间被拘留的同类人数为489人，今年才过去短短半年就已经拘留了193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就是在日本出生的。他们很可能认为自己就是日本人，甚至从内心深处爱着这块生养他们的土地。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即将面临着被驱除出境的命运。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伤心痛苦的呢?是他们的父母有罪，他们又何罪只有呢？他们是一群真正无辜，真正弱势的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爱，人道的支援。

“入管”在抓捕黑户口的时候，还存在很多问题，高桥老师提出，很多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带翻译人员一起前往。往往只让语言流利的孩子代替翻译，来帮助他们执行任务。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通过孩子将自己父母非法滞在的事实说出来，完全无视孩子是否能够承受如此重大的打击。按照法律规定，在对某人进行拘留时，一般必须出具“收容令书”，但是，事实上很多情况，“入管”都无视这一规定前往抓人。而且，他们把孩子一起抓走的时候，也不与学校和亲朋联系。这使得学校无法采取措施，对孩子的隐私进行保护。相反，“入管”突然袭击的结果使被抓孩子的很多同学都知道了她或她是个犯罪者。

结束语

孩子何罪之有？他们之所以沦为不法滞在，不是他们自己有意那么做的，更不是他们明知故犯，有意要触犯日本的法律。要责怪、要惩罚也轮不到他们。孩子是无辜的。因此，不管情况如何，不管他们的父母有多少错误，日本政府也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他们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相关犯律，确实地保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

最后山口律师表示，从他个人的愿望来看，只要是不犯法的外国人都应该欢迎。可惜，日本的现实和他的理想相差甚远。

今后50年内，日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更加旺盛，而日本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又必将让劳动人口呈现递减之势。如果不认真考虑接受外国人劳动力问题，开放劳动力市场，那么将来为难，陷入劳动力不足困境的是日本。即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从保护这些被强制送还、拘留的孩子们的利益来看也好，还是从改善在日外国人居住环境问题方面来看也好，都从人道主义出发，制定一些新的法律。特别是如何保护非法滞在者儿童的问题更应该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和关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利人利己，走在世界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