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景谈天：从忠臣藏看武士道

元禄十四年（1701年），为了欢迎和招待天皇由京都派来的敕使来到江户（今东京），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特命播磨国（今兵库县）赤穗藩的藩主浅野长矩为“御驰走役”（接待人员），来主持迎接天皇敕使的仪式。但由于浅野被配合他负责接待工作的礼仪官吉良义央所耍，使浅野在主持接待天皇敕使的仪式上，纰漏频出，洋相不断。不堪羞辱的浅野藩主，拔刀刺伤了吉良，德川纲吉闻讯大怒，立命浅野即日切腹砍头并抄没家产。当天，才35岁英年的浅野死难。藩主死讯随即由飞脚传到了赤穗藩，被抄了家沦为浪人的浅野藩武士在为首的家臣大石良雄率领下隐姓埋名思谋复仇，在年底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47义士”潜入江户并择机冲进仇人吉良宅，斩杀了吉良并将其首级献于主人浅野藩主墓前，然后束手就擒，遵幕府将军之命，集体在藩主墓前剖腹自杀。这种对国家对主人都能尽忠尽孝的撼天地泣鬼神的凛然气节，使“47义士”名播当时义留青史。而由此真实事件创作的歌舞伎《忠臣藏》更是自诞生之日起，数百年来久演不衰，剧中所表现的忠义主题，至今，还一直从精神深处感染着日本人忠于国家忠于公司。

其实《忠臣藏》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日本真正的武士道精神，近读周兴旺先生的《日本人凭什么》，周先生在书里称：武士道以“杀人之道”、“战争之道”、“残暴之道”而成性。作者并举了一个例子：1937年，在日本北部的一个山区学校里，一个小学生在被命令解剖青蛙时，哭了起来。老师立即在他的头上狠狠打了一棍教训道：“你为什么会为一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后，你将要杀死100个或200个中国人。”作者最后概括云：这就是日本人武士道教育中的一个片断。我们姑且不论作者所举之例是否属实，仅从作者对日本武士道的定义就颇觉有失偏颇。联想国内有些传媒，有时亦在有形无形的把武士道与日本右翼联系起来进行抨击，颇有一种一提起武士道，就让人觉得有一股残忍的血腥扑面而来之感。那么，起源于“大化改新”之后的日本武士道究竟是什么呢？从字义上来解，武士道即意味着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日本的第一部武士道德规范《贞永武目》已经粗线条的把“忠孝”、“武勇”奉为最高信条，强调武士随时要为它们的主人去赴汤蹈火，为了维护武士的尊严与荣誉，武士们在必须赴死时，要选择令人觉得既野蛮又残忍的剖腹自杀方式来结束生命。而到了江户时代，进入了长时期的没有战争的太平盛世，作为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的武士们，其战场拼杀的舞台就转到了日常生活及政务之中，为了维护巩固幕藩体系，这一时期又出现了一部专为武士量身定做的理论——“士道”论，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我们所批的日本武士道，它被细化了的指导理论如：“忠孝”、“仁义”、“克己奉公”、“重名誉”、“报恩”、“俭朴”等却恰恰来源于中国的儒学尤其是朱子学思想。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的制造者江户时代的山鹿素行也为日本武士制定了一系列的礼法，诸如：“慎视听”、“慎言语”、“节饮食之用”、“明衣服之制”等，这些良好的规矩，遑论武士，就是在今天的日本人身上，我们也常常能看到这些美德的体现。

通过以上自古就有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我们不难看出，日本真正的武士道与周先生所描述的武士道是有很大不同的。固然，日本人在二战中干下了无数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与日本武士道的精髓之一就是崇尚对上级、天皇盲目的绝对服从、尽忠不无关系，可是，真正的罪人，并不是一般武人，而是那些供在靖国神社里的武人执政者。好战，是武人的天性，但如果让武人执了政，开动起了战争机器，那就是人类最大的悲哀了。这也不用只说日本，世界上任何一个军事政权的所作所为都差不多，说日本人在一战、二战中涂炭生灵，那么，我们中国在战国时代，包括历朝的改朝换代的时候，又涂炭了多少生灵呢？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日本少数武人决策者们所犯下的罪行，单纯的归咎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既然中国的“桃园三结义”能名标青史，又何妨就让日本的“47义士”的武士道精神也万古流芳呢？（本文作者系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