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现实主义（下）

新现实主义想法不是明治天皇一个人的专利，当时有实力的日本政治家、军部负责人等更是利用舆论不断的为日本的军事强国论和将要开始发动的侵略行径不遗余力的造势。

首先，以“脱亚入欧”制造者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开始不断地在各种场合推销自己的强盗逻辑，他先是在1875年撰写的《文明论概论》中宣称：从文明进化的角度来说，欧美是最高发达的文明，中国、日本、土耳其并列处在半开化阶段，而朝鲜则是野蛮国家。认为文明国家应向野蛮国家推广文明，手段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由此足以看出，日本人骨子里的狼子野心已开始暴露出来。1881年，他又在《时事小报》中扬言：日本已基本达到文明程度，须将目光转向海外，振兴国权。引导并欲为日本人植入扩张意识的野心渐渐表露出来。而到了他发表《文明论概论》十年后的1885年，福泽渝吉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提出“脱亚入欧”、“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的导致日本国策最终改变的重要论述，他在《脱亚论》中坦言：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即可。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十年的酝酿、变化，福泽渝吉已将十年前把日本与中国划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论调彻底改变了，已经在潜意识里把中国列为和朝鲜一样的“野蛮国家”。

到了1890年，如果能多活20年，肯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甲级战犯的日本当时的陆军大臣山县有朋（1838-1923），在其《外交政略论》和《第一次帝国议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已是公然叫嚣：要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绝然不够的，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而保卫利益线就必须侵犯邻国主权。据此，我们已足以看出，强大起来了的日本的现实主义就是要当侵略者，而且做强盗都要言而铮铮。当然，除去强硬军国分子的舆论造势，从1874年到1890年这十余年时间发生的诸如：在1874年由大久保通利与李鸿章签订的使中国即赔钱又赔面子的《北京条约》；1875年借由日本挑起的江华岛事件而迫使朝鲜与之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日朝修好条约》；1885年与清政府签订的致使中国丧失了朝鲜宗主国地位的《天津条约》；尤其是一举击溃了大清北洋水师，打破了由中国主导了数千年的东亚朝贡秩序后。几次牛刀小试尝到了甜头的日本，就以为自己已是世界无敌了，在从1895年到1945年的短短的50年中，一口气发动了十四场战争，勿论中国，即使当时强大如英、法、俄国沙皇者，也都被日本人打得丢盔卸甲，甚至于帝国主义的新贵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也尝尽了日本人的苦头，而在当时的日本的现实主义就是侵略、扩张、疯狂掠夺，典型的一副当年的“倭盗”嘴脸。但日本人用剑道和相扑的手法来偷袭珍珠港并同时攻击老挝、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尼等东南亚国家，那则是把场子玩儿的太大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当美、英、法、中、俄、澳等24国陆续对日宣战，尤其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彻底使日本这架战争机器停摆后，崇尚现实主义的日本就迅速地演出了与1000余年前打不过大唐就低下谦恭的头的相似的一幕，对着山姆大叔，日本低下了他那狂傲的头，并一直认父至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山姆大叔依旧比他强大。

历史总是上演相似的一幕，从十年前泡沫时期开始一直低迷至今的日本经济，借助中国经济的腾飞，终于又像找到了第二春般复苏了。这也致使在接任首相前屡有反华言论的安倍不得不屈服于日本经济和国内政治的需要，一改对中强硬作风，又祭出了屡试不爽的“现实主义”法宝，低下谦恭的头，充当了一次相隔五年的“遣华使”。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安倍一直推动的防卫厅升“省”计划的前进以及修宪的更加成为可能，将来经济富裕军事强大的日本，如果有了与山姆大叔一较长短的本钱，那么那时，日本的现实主义又是什么呢。（本文作者系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