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在对弈,不仅在中日之间对弈,更是在世界这个大棋盘上对弈。
由于是在世界这个大棋盘上对弈,不宜主观地、不经过客观的科学的分析就性急地预先设定孰为我们的“敌人”,用以作为对弈的“大前提”。就中日关系而言,对方从自己的立场如何定中国的“位”,与我方如何定对方的“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
“知己知彼”应是对弈的基本要求。当前中日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双方都没有做到透彻地了解对方甚至存在严重误解。中日双方都需要加强对对方的研究。令人费解的是,日本外务省居然在对华外交领域排斥中国问题专家,小泉首相周围居然没有一个通晓中国问题的人物,致使日本对华外交一时走到了“盲人临深渊”的地步。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也不够全面、深入、客观,远远不能适应我们国内建设(借鉴日本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处理对日关系的需要。可以说,当前我国对日研究存在着“三多三少”:对日本“‘网’谈‘报’议”的“文人”很多,不是基于扎扎实实的研究就轻易下结论的“宏论”不少(例如说“日本已经完成了国家战略的转换,‘吉田路线’已经被‘小泉路线’取代”),能够端正学风、扎实研究、透彻理解日本的专业人才较少;在各种媒体上批评日本的声音很大,带有情绪化的报道“无日不见”,而能够比较客观、冷静、全面地介绍日本发展的宣传报道较少;对中日关系问题的一般性评论较多,不同作者的大作的相互重复性太大,不切实际的或似曾相识的千篇一律的“宏论大作”较多,而就如何进一步开发对日外交的资源,提出有创意、有建设性的建议较少,对正在登上日本政治前台的政治人物的细致深入的研究较少。总之,中国也缺乏真正的“日本通”,一些学者缺乏面对反日情绪化的压力“敢讲真话”的勇气。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之间曾有过的、对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由双方在各自国家具有真正影响力的“日本通”或“中国通”所结成的“沟通管道”不复存在。
“影响国际关系最根本的因素是人”,需要强调“改变一个国家的心灵”的重要性,例如消除普通日本人和有理智的政治家对中国走向强大的担心和戒心,其实是对日本右翼的最有力的打击。我们应该学习周恩来的外交艺术和胆略,比如周恩来通过细致的工作,居然把一些日本的右派也争取了过来。现在国内有人认为“周恩来的时代已经过去”,这话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周恩来精神和智慧”永远不会过时。
在“知己”方面,需强调对于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来说既需要了解日本,也需要了解中国;反过来对于日本人来说既需要了解中国,也需要了解日本自身,应该具有“彼学”和“己学”这两方面的学识和修养,不能因为自己是中国(或日本)人,就认为自己“天然地”深知本国的一切。比如,面对日本某些人散布“‘反日’是中国的国策”,“中国需要利用‘反日’来凝聚民心稳定国内”之类的陈词滥调,如果没有“己学”的功底,就难以彻底驳倒对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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