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发生的中国籍主妇杀害两位日本幼儿园儿童的事件,在日本引起强烈震荡。日本整个社会均在反思,日本各界在保护日本儿童、遏制恶性犯罪问题方面,已经下了很大的气力,比如通过居民的积极行动,组成各种互助小组,维护地区的安宁;又比如强化儿童全球定位系统的管理和通过电子邮件发布可疑者有关情报等。但这些努力,还是不能杜绝恶性杀人事件的发生,日本社会弥漫着强烈的失望感和焦灼感。
我们无法否认日本社会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但也需要指出,这种强化社会治安管理的背后,隐约显现着日本传统思维的“神器”——追求纯洁化、同一化的理念。居民们按照自己的意向,结成各种互助的团体,这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可能将一大批人排除在“圈子”之外,成为疏外的人群,甚至是被欺负的对象。这导致整个社会偏见之风、差别之风盛行,特别是带有文化差异的外国人,就更难溶入到这样所谓的“纯洁”团队中去。当这种追求纯洁化、同一化的趋向成为潮流时,其结局必然是一种可怕的排外性。
日本目前的治安管理型社会,它所做的就是要将社会变成一种经过漂白过的、没有任何病菌、杂菌的安全社会。但这种纯粹的光明,就像纯粹的黑暗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是无菌的房屋,那只能是病房,而不可能是一个健全的社会,这种极端的“洁癖”反而减弱了社会防范犯罪的免疫力。
日本社会的治安状况,被媒体渲染成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根据日本警视厅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近几年日本全国被杀害的小学生人数,与90年代相比,有明显的减少倾向。1976年是100人,1982年是79人,2004年是26人。进入90年代后,随着泡沫经济和终身雇用制度的崩溃,日本国民长期积蓄的生活安定感遭到致命打击。在这种不安定的背景之下,他们在犯罪问题上变得敏感,特别容易联想到自己可能哪天也会沦为受害者,这种异常想像的受害情结与媒体渲染的推波逐浪,形成了日本治安严重恶化这样一种片面主观的印象。由此,日本现在的治安管理,与其说是针对犯罪的强化对策,还不如说是要消解日本国民内部飘荡的“不安”心理,这令相关政策显得情绪化和非条理化,年迈的老伯伯喜欢凑上去和小孩聊聊天,这有可能被定为可疑对象。京都府一家私塾的老师在课堂上杀了一个女学生,于是今后在录用私塾老师时要查一查是否到医院的精神科看过病。这类“黑色幽默”在日本已经见怪不怪了。
维护儿童安全与健康成长的权利,是所有社会成员义不容辞的职责,日本国民强化社会治安管理的迫切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的关键是,这种社会治安的强化,不是建筑在彻底排斥所谓“异类”的基础上,更不能助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不信任感,在这一点上,日本治安管理的理念有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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