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项调查看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下）

问题十：在国际关系的诸多范式中，你主要致力于研究哪一种范式？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是“致力于”研究某种范式，请选择其他大多数学者把你的工作定位于哪种范式。

回答：25%的人的回答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33%的人的回答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7%的人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全球主义，15%的人的回答是建构主义。

问题十一：什么是你主要的研究领域/你研究中的实质关注点？

回答：回答“国际安全”的人的比例是26%，回答“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人的比例是19%（其余从略）。

从对问题五至十一的回答可以看出，其一，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所运用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呈现为多元化的局面，既有现实主义，也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与中日两国主流学者研究两国关系时越来越偏重现实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其二，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重视运用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来研究国际关系，然而，在当前中日两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的论述居多，而运用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来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反而呈减少趋势，可以说，这种状态对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三，当前有关中日或日中关系的研究中出现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不同范式或方法论之争，对同一个问题运用不同的方法论进行研究，确实会导致产生很不相同的结论，然而，这样的说法往往会被一种“无限上纲”的批评所压倒；其四，即使在美国，仍然有一部分学者使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而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研究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其四，在当前有关中日关系的研究当中，政治、安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者的影响占据突出的支配地位，而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声音太小。

问题十二：政治学家能提供给政策制定者的最有用的一种研究是什么？

14%的人回答是理论模式，7%的人的回答是数量研究，17%的人的回答是地区研究，9%的人的回答是历史个案研究，15%的人的回答是现实个案研究，25%的人的回答是政策分析，1%的人的回答是国际关系研究不适用于政策制定（回答“其它”的人数从略）。

问题十三：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最重要的方式是什么？

11%的人回答是积极参与者，37%的人回答是建议者，66%的人回答是政策制定者的新信息/知识的提供者，43%的人回答是政策制定者的培训者，3%的人回答是（国际关系学者）不应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回答“其它”的人数从略）。

从对问题十一到十三的回答可以看出，当前中日关系学者需要重视的事情是：其一，向各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全面、准确、客观的新信息/知识；其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营养；其三，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基于科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

问题十四：总体上说，美国应该如何决定其外交政策？23%的人认为“应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13%的人认为是“应该考虑美国盟友的利益”，59%的人认为是“应该既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又考虑美国盟友的利益”，4%的人认为“应该既不考虑美国的国家利益又不考虑美国盟友的利益”

从对问题十四的回答可以看出两点，其一，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思考“美国应该如何决定其外交政策”的时候，仅仅考虑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而缺少一种地区性、全球性的视野，忽视了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美国政府在长时间对旨在防止地球温暖化的“京都协定书”所持的消极态度正是美国外交政策缺乏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考虑的表现。其二，与美国的外交政策高度重视“从国家利益出发”相比，中日之间的相互政策是否建立在全面而准确地评估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基点之上，实在是值得认真的深思和反省。（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