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视点：“历史共同研究”创造不了和解“奇迹”

围绕教科书问题，中国和日本展开了激烈的攻防。面对中国一轮又一轮的抗议热浪，日本政府提议成立共同的历史研究课题小组，解决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对日本政府的这一提案，中国方面予以正面的响应。在目前中日关系处于极度艰难的情况下，这种姿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至少日本向中国交了一个底，日本愿意在历史问题上听取中国的意见。

但是，从真正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是不能对这种“历史共同研究”寄予太高的期望。事实上，开展“历史共同研究”的提案，并非本届小泉政权的“首创”，1995年，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就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当时没有获得热烈的反响。本次日本政府倡议“历史共同研究”，其出发点较之1995年，有着更强烈的功利目的。其潜台词是希望通过这种共同研究来改变中国的“反日”教育，这种立场，从一开始就将“历史共同研究”置于政治作秀的尴尬境地。更需要指出的是，开展“历史共同研究”，首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操作环境，一切都是无米之炊。但就在这个环节上，恰恰是中日两国难以跨越的一道坎。

围绕教科书问题，中日之间的激烈交锋可以说贯穿着两国的近现代史。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强逼“二十一条”后，中国国内掀起反日风潮，当时日本政府就指责中国的教科书“反日”。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多次将“教科书问题”提到国际联盟，“痛诉”日本在教科书中充斥着对中国蔑视的言论。日本战败后，中国很快就陷入国共内战，之后是长期的冷战对立，中国人的历史认识，并未因战胜国而凌驾于日本之上，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历史认识问题，就这样以两条平行线的形式带到了1972年。以中日关系正常化为契机，两国领导人首次站在同一张桌前，就两国认识历史的共同平台展开磋商。经过双方的努力，催生了1972年日中共同声明，并为1978年的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的中日共同宣言奠定了基本框架。

中国希望日本严格遵守这三个共同文件。但问题的关键是，日本对这一框架的解读有意与中方拉大距离。由于历史的深刻原因和求同存异的原则，确立中日友好关系的这些共同文件，不可否认留有想象的空间。如果日本在自我认识的框架内展开论理，自认为是国际法、国际标准的拥护者，以自己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来重新解释这一平台，并在否定对方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自画像，那么，两国之间的相互沟通就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现在的问题是，日本正一步一步沿着这条路挑战中国的“底线”，在这种前提之下，单靠历史共同研究来寻找“和解之钥匙”，显然带有过于理想化的色彩。丧失了共同的研究平台，就无法真正推动历史研究的深入。而这共同平台并不是研究小组所能决定的。当政治家们推卸自己的责任，将这包袱推给历史学家时，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前景也就变得暗淡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