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梁”与公民道德

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犹如给刚刚从战争疮痍中恢复过来的田园般的生活仍下了一枚炸弹，掀开了中国动荡的第一页，而六十年代开始的文革更是让普通国人的心灵遭受了十年的重创。互相猜忌、揭发、打击报复等等为求自保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使人的潜意识里的劣性、野性、恶性得以最大限度的膨胀，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脆弱到了如离离原上草般。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开始经受着道德观的考验。七十年代末的打开门户，让人们匆匆瞥到了外面世界的些许精彩，八十年代输入的西方文化虽主要是现代化理论方面的精英文化，影响着的也虽然大部分是知识阶层，但敞开的国门毕竟已让普通民众之心实实在在地躁动起来。相对来说，九十年代西方世俗流行文化对大陆的冲击波，其影响范围之大，对普通人的经过近三十年畸形道德洗礼所形成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影响之深，从人们对物资、金钱和欲望之追求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反道德约束的一面来看，国人之道德观念，实在堪忧！

其实，从中国近代的历史演进中已可看出，国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伦理的变化相当复杂，它从一开始伴随着国家的衰落、主权的丧失、被侵略的自尊受伤等民族的耻辱以及革命、战争、政治运动、西方文化的冲击,没有道德准备的拜金主义的盛行等一系列的变迁，这些变迁相叠加，就演变成了今日中国人的道德现状。以上应属外因，那么，促使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的道德观变得危机重重的内因又是什么呢？ 前些日子，通过台湾的“连宋大陆行”让我们有了一面镜子。连战，以一个年届七十的古稀之躯，在短短的八天中，平均每天移动过千里，但其每天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形象却都是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平易近人作风谦逊，即兴题词、抒怀感言从来不用手稿，连氏幽默以及他的绵密思维精确用词，竟然博得见过无数次大世面的北大学子们掌声达二十五次之多，足见远离大陆的离岛之辈中华文化功底之深厚，经过民选历练过来的政客，就是让人由衷叹服。回头再看我们的官僚们，只知揣摩上意明哲保身，讲话离不开秘书草稿。要说文化修养，中华学府之首的北大校长赠宋楚瑜礼品时竟称其为“捐赠”，一首黄遵宪赠梁启超的诗更是念的结结巴巴，包括中央台在内的各大传媒记者们，对于连宋信“笔”拈来的文言用词，竟然接连认错，情何以堪！更有甚者，为一己官位，落井下石损人利己之事不断，花钱雇用黑道做掉政敌之邪恶案件亦出，贪污受贿腐败之风遍及华夏。“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老祖宗遗训在当今中国印证着它无与伦比的正确性，致使普通百姓在遇到要不要讲良心？要不要讲人格？要不要维护正义时，看惯也习惯了自私自利等现象的他们，略经迷惘，即选择了人性的沉沦，因为他们已没有了信仰、没有了畏惧、没有了规范，唯余本能。更可悲的是，小到不讲卫生无视公德，大到偷摸盗窃杀人放火之劣行，随着国门打开，陆续地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向全世界宣示着中国的道德处于蛮荒状态这一事实，前两年就有有识之士呼吁“当心中国人被开除地球球籍”，并非危言耸听。

说到底，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培养上，政府的作为和导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目前的教育、文化、司法等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中，作为政府，少讲些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向雷锋学习的大话空话，多做一些有助于形成遵纪守法尽职尽责风气的实事；引导并强制立法约束各级政府尤其是执法部门，真正做百姓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取消他们种种不平等的风光特权，真正的让他们知道自己“公务员”的真正意义；要让百姓拥有罢免失职官僚的民主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道德意识 源于人的权利感和明确的对自己权利可以受到保障的认知，在此基础上，人才有责任感和信用意识，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公民应具备的起码的道德良知。人，只有在他清楚地理性地认识到并被政府承认为公民的情况下，才会具有道德感，也只有这种道德感的普及，才能换来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的根本转变,可见，“上梁”在国民的道德建设中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连宋大陆行，透过其言谈举止，可以说是给共产党人上了一堂不错的课，在国共相隔六十年再握手的大欢聚的大背景下，只是不知有几多“上梁”们能从连宋这面镜子中照到自己的不足。（本文作者系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