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微观：日本外交姿态的变化

近来，日本对周边各国、特别是在对中国就钓鱼岛等问题、对韩国就独岛（竹岛）等问题、对俄罗斯就北方领土等问题，表现出一种强硬的外交姿态，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那么，在这种强硬的姿态后面，日本究竟在想些什么？日本国内政治与社会思潮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回想在二战后一个相当长时期，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十分高涨，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坚决反对政府讲“国家利益”，在社会舆论中形成一种谁说“爱国”就会被认为是“右翼分子”的气氛，因为在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爱国”口号来发动侵略战争的。在对外政策方面，日本长期保持“低姿态”，对邻国在诸如历史问题上的批评，经常采取“买账”的态度，例如在历史问题上“失言”的大臣，大都被迫辞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遭到邻国反对，第二年就停止参拜。但是，经过战后几十年日本国内政治格局的变迁，日本的统治阶层开始致力于摘掉“战败国”帽子，努力为其所谓“国家利益”正名，从教育、宣传等方面力图增强国民的“爱国意识”，在对外政策方面开始告别“低姿态”，提倡“该说的就说”，“该做的就做”（对美国除外），对邻国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批评，转而采取一概“不买账”、一意孤行的态度。

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国外的能源、原料以及运输日本的进出口货物的海上运输线。据日本官方统计，日本每年进口货物达６亿—７亿吨，出口货物近亿吨，其海运量占世界海运总量的２５％，换句话说，在全世界的海洋上航行的每四艘货轮中，就有一艘是为日本运货的。特别是从中东经马六甲海峡通往东亚地区的海上运输线更是日本从中东产油地区运输石油的生命线，一旦这条航线受阻，就等于割断了日本经济的命脉。日本十分关注所谓“台海有事”，也与担忧其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密切相关。

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方方面面的利益，但对于日本来说，最大的国家利益莫过于维护日本自身的生存，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确保维持本国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能源和原料的供应来源（包括今后可望在日本近海开发的海底能源和原料）；其二是确保从能源、原料供应地直至日本的进口运输线以及将日本的工业品运往出口对象国的出口运输线；其三是确保国外市场及日本长期开展对外贸易与投资活动而积淀于世界各地的海外经济利益。这三点可谓日本经济之“生命源”与“生命线”。

在传统安全或军事安全方面，日本认为当今世界上具备为日本在海外的“生命源”与“生命线”提供保护的实力和意志的国家只有美国，因此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是日本维护其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即日本的生存的需要。在发展方面，日本经济与中国等亚洲各国的联系正在日益超过美国，亚洲各国对日本的重要性主要在于提供市场、劳动力及投资赚钱场所，同时在维护非传统安全（如对付恐怖主义等人为属性的非传统威胁和克服环境污染等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威胁）方面日本与亚洲各国有着更多的共同的地缘利益与课题。

为此，不管是哪届政府上台，日本都会将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区别在于偏重安全还是偏重发展；在安全利益方面是偏重传统安全问题还是偏重非传统安全问题。右派或“鹰派”偏重传统安全或军事安全考虑，因此必然更加亲美，更加注重政治与军事外交，对与之存在主权争端和利益矛盾的中国等亚洲国家采取强硬态度。温和派或鸽派则偏重发展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注重经济外交，比较注意照顾在对美关系与对华对亚关系之间的平衡，并注意在开发日本近海的海底能源和原料方面加强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之间的协调。温和派或鸽派所主张的路线显然更符合日本人民的利益，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赖肖尔所说：“日本只能通过与别国贸易才能生存。如果它想生存下去，那么它就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需要一个既是和平的、又是对贸易比较开放的世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