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视点：“和平崛起”论的退潮与中日关系

2003年11月，在海南岛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由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提出了“和平崛起”论，同年12月，访美的温家宝在哈佛大学作演讲时，首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确认了这一提法，随后，胡锦涛在12月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亦同调阐释。到了2004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李肇星外长对此均有提及。其热闹程度，给人一种印象，即“和平崛起”论将作为中国新的发展战略升格为正式的路线。

但在今年人大期间，“和平崛起”论已鲜有人提及，短短一年间，这似乎已成为一个遥远的命题。“和平崛起”论的迅速退潮，离不开国际、国内形势的快速变幻。郑必坚先生提出这一命题的出发点，很显然是要消除发达国家“中国威胁论”的警戒心理，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重振大国雄风，是可以避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意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意大利等国的霸权主义老路，以中国人民特有的传统智慧闯出一条新路。 “和平崛起”论固然显示了中国的自信和追求和平的决心,但这一理论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方面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差不是一、两个档次，是否能用“崛起”这个词,有待探讨。第二,中国提出“和平崛起”论,本意是要向世界宣示中国爱好和平的坚定立场,但世界各国的舆论,却把话题聚焦在“崛起”上,日本则更干脆将“崛起”翻译成“台头”,这在无形中反而徒增一种“中国威胁论”逼近的强烈印象。以上两点的质疑，还只是表述方面的问题，“和平崛起”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台湾问题和对日关系。台湾岛内如果台独分子一意孤行，那么，“和平崛起”的基石就存在着巨大的变数。“和平崛起”论的另一个绊脚石，就是对日关系问题。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国内“和平崛起”论的迅速退潮，时机恰好发生在去年中日两国围绕东海油气田展开激烈搏杀之时。

“和平崛起”论虽然是面向欧美在内的所有政治强豪的，但说到底，中国的“和平崛起”论与日本的战略利益最为紧密相关。因为中国就在日本的眼皮底下迅猛发展，成为东亚地区与日本并驾齐驱的、将来有可能共同主宰亚洲命运的两强。从雁形结构到两强相争，再加上夹杂着复杂的历史宿怨，中国的举手投足，紧紧地牵动着日本的视线。可以说，中国“和平崛起”论的提出，包括之前的“对日新思维”，都反映出中国国内对日政策趋于理性、柔和、向前看的积极姿态。这种橄榄枝，倘或日本能够积极呼应，那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遗憾的是，日本不领这份情，骨子里深埋着扼制中国的想法，在历史问题、能源争夺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四处出击，其结果是导致中国对日政策越来越强硬化。

毫无疑问，“和平崛起”论的衰退，作为一枝风向标，凸现出中日关系的严峻现状，但诚如国内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追求和平崛起，但这首先需要有一个和平的气氛，倘若没有这个条件，中国不可能无原则地作不必要的承诺。这可以说是“和平崛起”论迅速退潮的一大很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