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开展的金元外交,是其在特殊的国际背景之下寻求溶入国际社会的一种颇具创造性和想像力的外交思维。日本的金元外交,奠定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为日本战后的崛起,起到了相当巨大的推动作用。从50、60年代起,日本利用日元开路,成功地在东南亚重新布下基石。这种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向世界输出日本的产品与价值观念的做法,几十年来一直玩得得心应手,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外交手法。
但是,近几年来,日本的这套金元外交越来越玩不转。为了挤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日本不惜巨金,竭力拉拢亚非拉贫困国家,并宣称要以缴纳会费多少定天下,无奈安理会不是董事局,日本的努力效果不彰。在对中国的ODA援助方面,日本的这张经济牌也威光不再,中国政府放出话来,没有你日本的ODA援助,中国照样行。在北方四岛领土问题上,日本人“以金元换领土”的“妙招”,换来的是俄罗斯的一张冷面孔。即便是面对身边的朝鲜,日本人以粮食换人质、换核武谈判的构想也屡屡受挫。曾经几乎被日本人信奉为“国粹”的金元外交,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尴尬境地。
造成这一局面,首要的原因当然是现代国际政治的剧烈变化。日本金元外交的挫折,可以追溯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时,正如《朝日新闻》的一位国际问题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发觉自己只不过是一台自动提款机,挨一脚才能吐出钱的提款机”。日本在捐出了大量的日元后,蓦然回首,发觉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只是一个“只掏钱、不流血”的旁观者的尴尬角色。
从那一刻起,日本的金元外交政策逐步发生转向,但这种转向的直接结果是日本逐步抛弃战后的和平主义国际协调路线。为了确保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日本在金元外交的背面,越来越多地将政治功利目的掺杂其中。这样,曾经是以柔克刚的“胡萝卜”外交,演变成要挟对手的“大棒”,原本至少在表面上政经分离的援助原则变成了赤裸裸的“政经不可分”的高压。
日本的这种“支票外交”,固然凸现出其经济重新崛起后寻求政治“突破”的强烈愿望,但日本在关键之处忽略了一点,即“支票外交”是有局限的,即便拥有再多的财富,也无法克服20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征服造成的亚洲人民的内心创伤,企图凭借经济援助就轻而易举地达到政治目的,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面对金元外交的失灵,日本国民内部也有相当多的不满,日本政府希望摆脱这种僵局,在新的历史时期,寻求日本外交的新突破,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目前金元外交的尴尬境地,最深刻的原因不是和平主义国际协调路线的失败,而是日本不能正视历史、不能真正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反思其外交原则。在无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与亚洲邻国之间信赖合作的现状之下,日本金元外交的四处碰壁,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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