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 皮（一）

今天的日本，从战后对中国的死不道歉到日相、议员频频参拜靖国神社，再到明里暗里对台湾事务之热心、在钓鱼岛公然与中国对峙以及最近的与中国的俄罗斯石油之争、东海“春晓”油田开发事件的小题大做、觊觎联合国常任理席位、拉拢南亚、利诱东盟、敏感时期提出让中国从ODA援助中毕业、公开反对欧盟对中国武器出口解禁、批准李登辉来日等等一系列动作。稍做比较,我们会发现,今日之日本,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在战略上逐步分化瓦解中国在东亚的传统宗主国地位，然后步步为营，最后一击中的，逼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的历史相比，除去前者是在军事上，而今天则是军事经济双管并下之不同外，历史有着何其惊人的相似，那么，回顾历史，对于中国，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还是让我们打开历史的照妖镜吧。

（一）由牡丹社事件说起

公元1871年的冬天，也就是大清同治10年，日本明治4年，中日的共同属国琉球（今冲绳）宫古岛岛民66人因遭遇台风，漂流到了我国台湾东南部，上岸后误闯入原住民排湾族的地盘牡丹社，遭原住民杀死54人，逃掉12人，此即所谓的牡丹社事件。

一直觊觎台湾这一亚细亚战略咽喉要地的明治政府，利用此千载难逢之机，不声不响的在1872年，先是拉拢并册封琉球王肖泰，然后利用设置在福州的日领馆，派出陆军密探等，分别以各种身份登陆台湾，遍历台湾各处，细访民俗、测量沿海水深并做成详细报告。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的1873年，胸有成竹的明治政府即派出特命全权大使副岛外务卿赴北京会见军机大臣以及吏部尚书毛祖熙，正式向清廷问罪牡丹社事件，谁知糟懂糊涂的毛尚书为了推诿责任，竟答日使曰：“台湾乃化外之地，不服王化，问不问罪，悉由贵国裁夺”。得此回答的日本，大喜之下，旋即召开内阁会议审议采纳了《处理番地要略》，并在长崎设立了由当时的大藏卿（财政部长）担任事务局长官的台湾番地事务局，又将明治维新之元勋西乡隆盛之胞弟西乡从道委任为台湾总督，其进展可谓神速。万事俱备的西乡从道，于是在1874年春（同治13年、明治7年），率军3658名登陆台湾，进攻牡丹社，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有名的明治时代最初的“海外派兵”。他们烧毁部落、迫降高山族，然后在台扎营，建都督府、设医院，打起屯田久住永远占领这一亚细亚战略咽喉要地的美梦来。

而此时躲在北京皇宫里患梅毒的同治帝载淳，早已无力视事，慈禧则即要忙于垂帘听政和为同治选后继之人，又要应付新疆叛乱，于是,只能急急忙忙派出总理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福建水师抵台坐镇监视日军，但自知实力不足海防空虚的清廷，无奈中最后还是接受了英国的调停，以贴款日本50万两白银（清廷当时税收的0.5%），并承认此次日本出兵台湾，系为“保护琉民义举”、“中国不指为不是”而使日本退军告终。

此次事件，虽然最终明治政府由于台湾原住民的顽强抵抗、士兵水土不服死掉六分之一、内阁意见分裂、美英施压等各方面因素促成撤军，但通过此一役，日本完成了并吞琉球、染指台湾、试探中国的一系列战略步骤，而且,由于清廷的昏庸无道，使日本不仅得到了赔银，更重要的是由于承认了日本出兵台湾系属于“保护琉民义举”，也就是等于间接的承认了琉球国属于日本这一事实，从而使中国失去了琉球宗主国的地位。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得到了清廷的默认后，日本经过一系列急速的运作，终于在1879年，使明治政府在琉球成功设“县”。此一役，还有另一个负面影响就是，由于清廷的无知无能，等于向日人及全世界昭示了大清国宁愿赔款也不敢作战这一事实，为后来的割让台湾、八国联军侵华种下了要因，也为更遥远的二战日军侵华种下了远因。

假如没有当年的牡丹社事件，假如不沉的“琉球号航空母舰”仍属中国并扼制着日本南部，那么，还有中日东海油田之争吗？更不用谈什么美国冲绳基地之威胁了吧。毋庸置疑的是,历史将肯定被改写。（本文作者系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