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次“误读”报道看媒体的责任

7月28日，韩国首尔东亚杯足球赛日韩赛事现场，有日本球迷展示旭日旗，激起韩国球迷愤怒，并展示“不肯认错的民族没有未来”的巨幅标语进行对抗。

对此，《产经新闻》报道称，日本政府表示，“旭日旗和日之丸（日章旗）一样，都是日本的象征。”某在日媒体援引《产经新闻》的报道，率先以“日本将认定旭日旗为国旗”为题发出报道，并强调“旭日旗是旧日本军军旗，是军国主义象征”。日本政府的这一“表态”经中国央媒和主流媒体转载或转播，迅速扩散，引起中国社会强烈反响。

依笔者解析，这是媒体涉日报道的又一次“乌龙”。依常识，樱花和富士山等均是“日本的象征”，若等于“国旗”，是否可能？依法律，“认定为国旗”涉及《国旗国歌相关法》，需经国会参众两院讨论并获多数通过，绝非内阁成员可信口决定；依历史，当今日本自卫队使用的旭日旗，不能简单理解为“军国主义象征”。否则，2008年6月24日飘扬着旭日旗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涟”号驱逐舰驶入南海舰队湛江基地访问，让国人情何以堪？

去年11月16日，中国某著名媒体也摆过一次“乌龙”。该媒体以“日本自民党称将正视历史 明确南京大屠杀人数”为题，援引《产经新闻》报道称：“有关旧日军在中国制造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日本官方在教科书的编审中一直有多种说法。鉴于此，自民党决定，将在此次教科书的审定过程中明确指出遇难者人数以及具体历史依据”。此报道一出，立即引起包括中国央媒在内的各大媒体关注和报道，不知这完全误读了内涵意蕴。

追忆往事，1981年，日本“实教出版”的高中“新历史教科书”将日军对中国华北的“侵略”写成“进出”，并经文部省“审定合格”，引起中韩等国抗议，酿成外交问题。为此，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讲话，表示“日韩和日中共同声明的精神，在我国（日本）学校教育和教科书审定时，理应获得尊重”。之后，根据“宫泽讲话”精神，日本文部省颁布了“义务教育诸学校教科用图书检定基准”，增加了“近邻诸国条款”，规定“在处理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

条款颁布后，日本一些右翼团体不遗余力进行反对。2011年8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展开了“教科书审定和采用制度问题研究”，发起了废除“近邻诸国条款”署名活动。山川出版社宣称“日本有学者认为，中方主张的30万人死难者的说法是一种夸大。”总之，诸如此类言论不一而足，自民党要求“明确指出遇难者人数以及具体历史依据”，就是迎合这种右翼趋势，试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何谈“将正视历史”？

8月5日，日本“言论NPO”和《中国日报》发布了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对“从何种渠道获取对方国家和日中关系相关信息”这一问题，中日两国受访者选择最多的均为“国内媒体”，分别为89.1%和95.0%。由此可见，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因为，媒体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民意，影响舆论和政策走向。而正确客观的报道，既需要有相关理论和知识的深厚积累，更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