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前几日驾鹤仙去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他为日本留下的政治遗产可不仅仅是“村上谈话”,还有学生们在升旗仪式时是否要起立唱国歌的自由。
1994年10月12日的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时任日本新党议员山田宏提出质询,“是否认为学习指导要领中已经明确规定了学生们在升旗仪式时要起立唱国歌?”时任文部科学大臣的与谢野馨答辩,“是的,这是义务。”然而,身为首相的村山富市却答道,“对于接受教育的学生来说,(是否起立唱国歌)这是基于内心的选择,不是可以通过强制来进行的。”山田议员显然对此不满,“文部大臣和村山首相的答辩相差甚远,请统一意见后再回答吧。”就这样,内阁会议被迫中断,要求政府给出统一见解。最后,村山内阁给出的统一见解是,校长和教师应根据学习指导要领进行教学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干涉学生的内心,采取强制措施。”换句话说,村山内阁允许学生拒绝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允许学生不向日本国旗——“日之丸”起立致礼。
可敬的是,村山内阁所作出的这一统一见解直到今天仍然有效。在刚刚过去的9月26日,文部科学大臣阿部俊子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学校的国歌教育“并非意在干涉学生的内心并进行强制,而应始终作为教育指导的一环来推进,这一点非常重要。”日本文部科学省虽然在学习指导要领中规定“应指导学生能够唱国歌”,但另一方面也反复强调“不得干涉学生内心”。
日本将“日之丸”定为国旗,将《君之代》定为国歌的《国旗国歌法》,是在1999年通过的。当时的文部科学大臣有马朗人就曾强调,在针对学生进行国旗国歌教学时,“不唱是学生个人的自由,绝不允许进行长时间的精神压迫式的指导,更不允许强行让其唱国歌”。事实上,《国旗国歌法》中并没有任何一项条款将起立致礼和歌唱设定为国民义务。日本政府在制定该法规时也明确表示,“并不会对国民施加义务”。
2004年,在日本皇宫举办的秋季园游会上,当被问及是否应在学校强制要求升旗和唱国歌时,当时的天皇明仁(今明仁上皇)也表示:“并不希望它变成强制性的。”
但是!日本确实有强制要求学生起立和唱国歌的地方。那就是东京都。在石原慎太郎担任东京都知事的2003年10月23日,发布了臭名昭著的“10·23通达”。虽然日本政府在1999年制定《国旗国歌法》时曾否认强制性,但“10·23通达”却规定,在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教师们必须“面向国旗起立并齐唱国歌”,“不服从者将被追究责任”。
距离东京都发出“10·23通达”已经过去了20多年。截至目前,因为违反“10·23通达”被东京都处分的教师也达到了484人。这些教师也以东京都“侵犯思想与信仰自由”为理由,要求撤销处分,拉锯战般的诉讼持续到了今天。
在这些教师们看来,“日之丸”和《君之代》是战前军国主义的象征,而军国主义曾经把学生们送上了战场。出于对历史的反省,他们也坚决抵制唱国歌。都立高中教师川村佐和就是其中之一。在2004年至2016年间,她因拒绝起立齐唱《君之代》而累计三次受到警告处分。
明治大学的山田朗教授也多次指出,“日本曾在被殖民的亚洲地区,通过强制当地民众升挂“日之丸”、唱《君之代》,以推行同化政策。在日本国内,政府则利用《教育敕语》以及“日之丸”和《君之代》在教育现场制造所谓的一体感,让国民服从天皇所规定的道德准则,从而使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渗透社会。”
日前,由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公布的2024年度教师招聘考试倍率创历史新低,首次跌破2倍,仅为1.6倍。教育人才纷纷排斥加入东京都的教师队伍,显然是东京都长期压制教师表达与思考的结果。
对国家和乡土的热爱,不是靠唱国歌唱出来的,而是在生活中自然孕育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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