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424】当纯爱坠入深渊显现的暴力美学与人性异化
——评谷崎润一郎《杀死阿艳》

在谷崎润一郎的文学宇宙中，《杀死阿艳》（收录在《金色之死》一书中，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第一版）犹如一颗淬毒的珍珠，表面泛着江户时代风情画的绚丽光泽，内核却包裹着令人战栗的黑暗。这部创作于1914年的中篇小说，以私奔为起点，以杀戮为终点，在短短百余页中完成了一场对人性堕落的华丽祭祀。当新助将利刃刺入阿艳胸膛的瞬间，不仅终结了一个妖冶的生命，更斩断了人类情感中最后一丝纯真可能。

谷崎润一郎把故事背景设定在江户时代，却以惊人的现代性撕裂了传统物语的外衣。小说开篇的私奔情节，极易让人联想到近松门左卫门的殉情剧，但当新助在雪夜带着阿艳逃离时，谷崎润一郎便悄然埋下了颠覆的种子。这对恋人没有走向净土，而是坠入了一个由暴力、欺骗与欲望构成的修罗场。

在权次夫妇的客栈里，叙事节奏开始发生微妙变化。谷崎润一郎采用限制视角，通过新助的内心独白展现其心理蜕变。当这个“从未犯过特别过失”的少年，第一次目睹阿艳被流氓调戏时，他的反应不是愤怒而是恐惧——这种恐惧并非源于对爱人的保护欲，而是对自身道德底线的惊惶。这种心理描写，暗示了传统伦理在暴力面前的脆弱性。

阿艳的堕落轨迹更具颠覆性。从私奔时的决绝到青楼中的沉沦，她的转变并非渐进式堕落，而是呈现量子跃迁般的突变。当清吉在她背上纹下蜘蛛刺青时，这个意象不仅象征着女性身体的物化，更预示着阿艳将成为欲望的捕食者。谷崎润一郎在此展现了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超前理解：阿艳的放荡不是道德败坏，而是对父权社会的报复性反叛。

《杀死阿艳》小说中充斥着令人不安的暴力描写，但谷崎润一郎的笔触始终保持着令人战栗的冷静。当新助误杀歹徒时，作者没有渲染血腥场面，反而聚焦于少年颤抖的双手：“那双手曾经为阿艳梳理过长发，此刻却沾满了陌生人的鲜血。”这种对比制造出强烈的审美张力，将暴力升华为美学仪式。

阿艳之死是全书的高潮，谷崎润一郎在此展现了其叙事控制的巅峰技巧。当新助发现阿艳变心时，作者没有安排激烈的对峙，而是让新助在狂喜中完成杀戮：“他的刀刃划破丝绸和服时，发出的声响如同春蚕食桑。”这种将暴力诗意化的处理，模糊了美与恶的界限，让读者在厌恶中感受到某种病态的愉悦。

更值得玩味的是暴力中的性别政治。新助的暴力始终带有被诱发的特质：而阿艳的暴力则具有主动性，她用美貌作为武器，将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种性别角色的倒置，解构了传统文学中的英雄美人叙事。

小说中的人物如同双棱镜，折射出人性堕落的不同面向。新助代表了道德的溃败，他从纯真少年变成杀人犯的过程，揭示了暴力如何腐蚀人性。阿艳则是欲望的化身，她的美貌成为原罪，最终导致自我毁灭。

谷崎润一郎通过这些人物构建了一个封闭的象征系统。新助与阿艳的关系，暗合了拉康的镜像理论：他们最初在对方眼中看到理想的自我，随着暴力介入，这种镜像逐渐扭曲，最终在杀戮中完成对虚假自我的毁灭。阿艳临死前呼喊新欢芹泽的名字，则是对这种异化的终极嘲讽——她至死都在扮演欲望的对象，从未真正存在过。

在形式上，《杀死阿艳》展现了谷崎润一郎对日本古典文学的深刻理解。他借鉴了《源氏物语》的“物哀”美学，把人物命运与季节流转相呼应。阿艳的堕落始于雪夜私奔，终于樱花凋零时节，这种时空设计强化了无常之感。同时，小说中的对话大量使用江户方言，营造出真实的时代氛围。

但谷崎润一郎并未止步于模仿。他创造性地将中国公案小说的叙事技巧融入日本物语传统，形成独特的“冷叙述”风格。作者如同旁观者，拒绝介入人物评价，这种叙事距离使暴力获得了一种客观美感。曾有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这样指出：“谷崎的世界是超越了现实和人生而存在的世界”，这种超越性正体现在他对传统叙事的大胆改造中。

《杀死阿艳》的终极震撼，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当美脱离道德约束，将成为毁灭的催化剂。谷崎润一郎通过这对恋人的悲剧，完成了对浪漫主义的解构——所谓纯爱，不过是暴力与欲望的伪装。新助的刀刃不仅刺穿了阿艳的胸膛，也刺破了文学中所有关于永恒之爱的幻想。

这部小说犹如一面扭曲的镜子，照见了人性中最黑暗的角落。当我合上书页时，耳边似乎仍回荡着阿艳的惨叫与新助的狂笑。这或许就是谷崎润一郎的魔力：他让后世读者在厌恶中沉沦，在战栗中觉醒，最终明白——真正的恐怖，不在于鬼怪妖魔，而在于人性本身的深渊。（2025年8月7日写于北京华侨大厦562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