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的道德困境与历史责任的再审视

2025年7月，随着日本本届例行国会闭幕，一项旨在救济太平洋战争空袭受害者的法案最终未能提交审议。这一结果不仅让持续十五年推动立法的跨党派议员联盟陷入困境，更将日本政坛对战争遗留问题的复杂心态暴露于阳光之下。当战后八十周年的历史节点遭遇政治现实的铜墙铁壁，人们不得不追问：这个曾以“和平宪法”为傲的国家，究竟何时才能完成对历史的真正清算？

日本自民党干部主导的跨党派议员联盟耗时十年完成的救济法案，最终在国会门前折戟沉沙，其根本症结在于执政党内部的价值分裂。法案提出向空袭幸存者发放50万日元救济金的方案，看似人道主义举措，却在自民党内部引发三重顾虑：其一，担心打开“潘多拉魔盒”，引发其他战争受害群体（如从西伯利亚归国的劳工、慰安妇受害者）的连锁诉求；其二，触及2005年政府与执政党达成的“战后处理终结”共识，动摇政治合法性根基；其三，参议院选举在即，部分保守势力担忧法案可能被在野党利用作为攻击执政党的政治工具。

这种将道德责任异化为政治筹码的思维，在首相石破茂的表态中可见端倪。尽管其在预算委员会上做出“80周年节点需有所作为”的承诺，但这种承诺始终停留在“行政应对”的模糊表述，缺乏将法案纳入国家立法程序的政治勇气。当政治家将历史责任计算为选票得失时，所谓的“道歉”便沦为缓解舆论压力的权宜之计。

法案搁浅背后，是日本社会对战争记忆的集体性失语。东京大空袭幸存者吉田由美子（84岁）十四年如一日在国会前呼吁立法，其个人创伤与国家记忆的割裂形成刺目对比。这种割裂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国会大厦与抗议现场的地理阻隔），更折射出代际记忆的传承困境——当最后一代亲历者逐渐凋零，历史真相的保存正面临数字化时代的全新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民主党政权曾以“慰劳”名义通过西伯利亚扣留者相关救济法案，其条文刻意规避“赔偿”表述的立法技术，为当前法案提供了现实参照。但自民党却拒绝沿用类似表述，这种双重标准暴露出保守势力对战争责任的认知仍停留在“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简单二分法中，未能构建起超越胜负的共同历史认知。

战后八十周年这一特殊时间节点，正在形成倒逼政治决断的历史势能。从国际比较视角看，德国在统一后通过关于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法，韩国制定了针对日帝强征受害者的支援法，均以法律形式完成对战争创伤的制度性回应。而日本至今仍依赖“心灵关怀便当”等象征性措施，这种差距折射出国家治理能力的深层缺陷。

更为紧迫的是，随着在野党在参院选举中的潜在席位增长，法案提交的政治窗口正在收窄。议联内部出现的“仅由在野党提交”动议，实质是将历史责任转嫁为政治博弈的筹码。这种策略或许能换取短期舆论优势，却无益于构建跨越党派的历史共识，更可能加剧社会撕裂。

站在战后八十年的历史关口，日本政治正面临道德觉醒的关键时刻。当国会大厦的玻璃幕墙倒映出抗议者的白发时，政治家们应当清醒认识到：对历史责任的逃避，终将反噬国家发展的道德基础。唯有以法律形式完成对战争创伤的制度性回应，才能真正实现“永不再战”的和平承诺。这不仅是给幸存者的交代，更是给未来的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