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遗孤的心声：“中日友好”就体现在我们这一大家子里

我是日本遗孤，在华生活42年，归日后38年。这80年来深深体会到“中日友好”带来的故事。

1945年的“ 八一五”前，我们全家五人在黑龙江省东宁县生活，“八一五”日本投降前后，父亲当兵被俘，被压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归日途中死去，母亲和我、妹妹、弟弟被押送到宁安县土城子村。11月天寒地冻，缺衣少食，无医无药，母亲与3岁的弟弟在同一个晚上死去。

没过几天，当地政府号召中国人要收养日本孤儿，我与妹妹被住在附近东京城镇的郭清山夫妇领养。当年虽然没有“中日友好”的口号，但养父母用小推车把我们拉回家，救了我们的命，抚养我们长大。1946年，8岁的我被养父母送入当地小学， 1955年考入哈尔滨农业机械化学校，两年后转入佳木斯农业经济学校，1958年毕业被留校任教，后调到北安农校。1959年，毕业于黑龙江省北安农校的袁淑兰与我结婚。1963年在养父母的要求下，我转到东京城公社工作。1968年运动从城市蔓延到农村，公社书记抓住我是日本人出身，在全公社百余人大会上被揪出批斗一个多小时，后被转到全公社十个大队轮流批斗。1970年下放到生产队。1972年开始落实政策，被复职回到原东京城公社工作。

1980年，80岁的养父与79岁的养母相继去世，我完成了给她们养老送终的义务。1985年，我回东京寻亲，与住在熊本县菊水町的老姑母和住山鹿市的大姑母，还有住东京都和埼玉县的三位姨母相认。1987年，我带这全家七人回日本的福冈县定居。2000年，我应85岁的姑母的请求，从福冈县回到出生地熊本县和水町生活。

2003年，我开始在当地的公民馆教中文，每两周上一次课，一次两小时，有十多个人参加。从2002年到2017年教了15年，与几位老人成为了朋友，也跟他们学到了不少日语。

2013年，妻子袁淑兰因急性心脏病去世。2017年，我去哈尔滨旅游，经哈尔滨市红十字会日本遗孤养父母联谊会名誉会长胡晓慧的介绍，与哈尔滨市的一位日本遗孤郜风琴相亲，2018年在日本登记结婚。

大儿子紘一今年63岁，在熊本县菊阳町一家温泉做中国民间疗法——穴位术。1988年获世界华人知名医学金奖，已经工作了30余年，深受町内外客人的喜爱。

大儿子的妻子今年62岁，在熊本市外国语专门学校教中文，也有30余年了。每年报名学中文的学生都有5、60人。

小儿子紘二今年53岁，住在福冈市，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游客做导游翻译，已有十多年。

大孙子翔一今年33岁，在熊本市政府国际科工作已有8年多，接待中日两国的客人，做翻译等。妻子是当地的一位日本女性。

从以上这些点点滴滴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中国养父母的救命之恩和深情厚义，就不可能有我、我老伴、两个儿子及孙子的故事。

最近我接待了上海广播电视台褚颖政等五人来家里采访。我讲述了自己和妹妹在日本人难民营里等来了中国养父母，并且被抚养长大的故事。老伴郜风琴讲述了日本投降时自己才两岁，被亲生母亲委托给中国养母抚养的故事。

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实现中日友好，虽然我是被养父母主动领养的，老伴是被养父母被动领养的，但都是救命之恩啊。我们的养父母非常善良非常伟大，拯救了侵略者的遗孤。

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人录制了我们在家里做中国菜、洗衣服、用缝纫机干活，老伴去医院他们也跟着拍摄了，还跟着我去了乡下的老房子，那个院子很宽敞，还有块菜地。最后一天，我与老伴要乘町里的公交车去泡温泉，他们也紧跟不放。

中日友好是先从两国百姓中开始的，然后才是国家层面的邦交正常化。这一点我们日本遗孤要念念不忘，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