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回国,我发了条朋友圈:住在我空调排水管孔里的一对麻雀,每天都快乐地叽叽喳喳个不停。我怀疑它们的关系,因为夫妻之间大多数是沉默的。许多朋友跟帖附议,有说人家是新婚燕尔的,有说其实是一方出轨整日吵架的,有说非夫妻乃情人的……我没有逐一回帖,而是等大家都消停后,统一答复道:我以为就我一个闲人,现在看来确实是人以群分,我的朋友圈里尽是些别的自由未必实现、但绝对都是实现了时间自由的人。
这不过是闲来无事时和朋友们在网上的戏谑和调侃。其实那对麻雀真正带给我的,是关于生活态度、关于故乡、甚至关于宿命的思考。
麻雀是我所见过的最众多又最不起眼的鸟儿,没有之一。麻雀虽然经历过几乎消失殆尽的除四害运动,但在我西北乡下的儿时记忆里,它们已然恢复了勃勃生机。在那里,麻雀是除了家禽之外和人类相处最亲密的鸟类。土坯房的屋檐、墙洞等处都可能是它们的巢穴,场院、树枝、墙头上到处可见它们娇小却朴实的身影。甚至它们既不美妙也无特色的鸣叫,也早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之音的一部分。越是司空见惯,便越是熟视无睹,陪伴了我漫长落寞童年时光的麻雀,和故乡那些灰旧的房舍、贫瘠的土地、单调的景色一道,随着我进城读书工作,像一条驶离我记忆的大船,变得日渐遥远、日渐模糊。
住在空调管孔里的那对麻雀,像突然登门造访的故友一样,重启了我对童年和故乡的记忆。它们与我比邻而居,时而在窗台上向室内东张西望,时而在晃动的电线上交头接耳。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它们忙于家庭生计,在狭窄的洞口进进出出。看着这对忙碌的麻雀,这种向来被忽略甚至完全无视的鸟儿,平生第一次引发了我极大的关注。从那以后,无论身处北京还是东京,留意并观察麻雀的习性都成了我闲暇之时的乐子。
在北京我数度搬家,但住处都是市区的大型社区,除了有限的绿植,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水泥森林。在北京,我曾有过的几处住所的空调管孔都有麻雀入住,使我得以与它们朝夕相处。而于住所之外,或许在公园、街树的枝头或空旷的低空能偶尔见到麻雀的身影,但它们往往都在觅食的路上,行色匆忙,难以细观。而在日本东京,初到的几年我几乎没有见过麻雀的身影,以至于我曾心生怀疑:东京这座都市甚至整个日本,会不会根本没有麻雀?但搬到现居之后,生活在旧中川沿岸成群的麻雀,用它们醒目的存在嘲笑了我的井蛙之见。这些麻雀是群居的,它们保持着高度的步调一致,聚停聚飞,不是集体在岸边低矮的杂草丛中觅食,就是像累累的果实般落满樱树的枝头。我在河边跑步时经常感到困惑:何处才是这些麻雀的家,它们难道不和我过去熟知的那些麻雀一样,需要一个温暖的巢穴吗?为什么日本的麻雀不像我儿时记忆中它们的同类那样,总是和人类亲密地比邻而居,而是刻意地选择了自我流放?
旅居二十多年的东京,对于我这个中国西北人而言,是当然的南国。旧中川沿岸,生活着许多我不知其名的鸟兽。但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和公开的时代,互联网会提供每个物种极为详尽的知识。令我感到疑惑的是,我几乎查遍了这里所有我不熟悉的野生动植物,而从来没有想过从网上去了解麻雀。后来我想,大概就是因为麻雀于我而言,它们从来都不但不是陌生的动物,而且是我印象中与我、与人类最近也联系最密切的鸟儿。尽管其实越是熟悉,我们越是容易忽略对它们习性的了解,也越是容易遗忘对它们投去该有的关注。
疫情三年,我困居岛国而一直未能重返北京。去年回来,闲置数年的房子落满了灰尘,面目全非。只有住在空调管洞里的那对麻雀,站在窗外的电线上,用它们欢快的啼叫迎接了我。野生麻雀的寿命只有短短几年,这对麻雀是原来那对老住户,是它们的子女,还是完全陌生的一对,其实我也难以判定。但我那段时间正为因疫情隔阻而缺席了父亲的葬礼深感遗憾和不安,哪里有心情在乎其中的区别?但随后的几日里,麻雀夫妇用它们平凡、踏实而忙碌的生活,安抚了我对故园荒芜的陌生和人生遗憾的沮丧。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声,就像是来自一对老朋友的劝导:人生何来百事百顺,该放下的放下,该看淡的看淡,所有的执念只会徒添烦恼。
那一刻,我忽然变得释然无比。我曾觉得活得太随遇而安、太“泯然大众”的麻雀,却像个见惯风雨而从容淡定的生活的智者,让我从对照中窥见了自己的局促和慌乱。看着那对觅食之余在窗台上小憩闲聊的麻雀,我恍然大悟,自己之所以没有去网络上查阅有关它们的生活习性,是因为在我的下意识中,麻雀像一把封存着我儿时生活的暗箱的钥匙,需要我用记忆一点点去获悉早已经被遗忘了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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