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征文：六十年与三十年的希望

六十年前，1949年，我的父母出生在成都平原的一个小县。那一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终于摆脱了百年的耻辱，抖擞精神，开拓全新的道路。新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一切在摸索和曲折中前进。父母的命运注定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必须承认，父母自从出生起，便不用再担心封建的压迫，军阀的混战和列强的欺凌。但是也必须承认，父母的童年，少年甚至青年都经常吃不饱饭。他们小时候常年没有鞋穿，十多岁便辍学回家，拿起锄头镰刀，下田劳动，劳动的每一天都朴实地盼望能够吃饱饭。他们和全中国的农民一起，大跃进，公社化，三年自然灾害，十年动乱。到青年为止，父母的经历应该主要是苦难。

直到那一年，“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那是三十年前，1979年。那一年，苦难的父母巧合地和全民族一起，充满希望。因为他们的儿子——我的出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之后，我开始记忆。必须承认，从出生开始，我不用担心吃不饱饭。但是也必须承认，我的童年，经常很想吃肉，吃零食。我小学时仍然穿过带补丁的衣服，羡慕过同学文具盒里七色，十二色的水彩笔，还梦想过有一个变形金刚的玩具。我觉得跟城里的同学相比，我的童年还是很苦。但父母不再觉得一味地苦了，因为他们发现努力能够换来回报，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好。这种感觉就是甜。于是父母充满希望，更加辛苦地劳作，养育我，希望我读书成才。我的命运也注定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一切都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

小学，初中，高中，我一直怀有的最大希望，就是通过求学改变命运，不再重复父母辛苦的农业劳动，同时也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求学的过程也很辛苦，记得小学初中的时候，家乡的农村还经常停电。停电的晚上，我就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煤油灯灯光不强，我就用镜子和破玻璃板挡在灯的后面，把光反射到桌面的书本上。光是增强了一点，但是由于灯芯的构造，导致火焰一直微微跳动，于是产生的光也明暗变化。我初中的晚自习就经常在这样光线中进行。虽然学习很辛苦，但庆幸能经常听到十里八里外某某读书成才的消息，鼓舞人心，我的希望也不断被加固。

到高中的时候，家乡的变化已经日新月异了。作为县城郊区的农民，我们看到土地上建了高楼，铺了公路。路灯竟然照到了我家的院子。于是我的求学之路也越来越光亮。上大学，读硕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得到消息的父母在电话那头高兴地哽咽，我知道这是巨大的希望实现之后的幸福。

到前几年，家乡农村进入了城镇化发展阶段，父母也加入了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这意味着在交了一定的费用之后，母亲从55岁开始，父亲从60岁开始，每个月可以分别从政府领到几百块钱的“工资”，同时看病、吃药也能报销一部分。而我，又给了父母另一个希望：公费赴日本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今年，2009年。我三十岁，父母也和新中国一起迎来了六十岁生日。从过去的三十年，上溯到过去的六十年，我们一家三口两代人见证了国家的艰难曲折和欣欣向荣。如今，头发花白的父母还时常提到他们年轻时吃的苦。这里面有深刻的记忆，更有由衷的希望。我相信，我们都希望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国家好，个人就容易好；所有人都好，国家就会更好！

2009年，为什么纪念？为了六十年和三十年希望的纪念。（此文系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与《日本新华侨报》社“中国心·赤子情”国庆60周年征文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