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就会听到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的说法。其实,“同文同种”本非中国产,而是“日本造”。当年的日本军部为了给自己侵华的丑行找借口,就煞费苦心地研究中国历史上被外族征服的历史,结果发现大清以完全不同于中华之文化、文字以及生活习俗等,竟能入主中原三百载,其中居功至伟的就是大清从皇帝到臣民都能主动融入中华文化体系。由此,自古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大受启发,军部则适时地推出了“日中一体”、“同文同种”等美化其侵略行径的理论来欺世。
但有趣的是,今天的日本人似乎已忘记了“同文”本属日本造的这一事实,而是以汉字简体化所带来的两国使用汉字的某些不同和语法构造的不同等因素来极力否定中日的“同文”一说。日本作家中嶋嶺雄就是这种说法的提倡者之一。此君着实有趣,竟提出日本的“非常口”和我们的“太平门”虽然所指相同,但字面意思却完全不一样。连穿过了他们的“非常口”后才能得到“太平”的引伸意义都不知就敢拿来说事儿,倒也不值一驳了。我们的“擦屁股纸”(手纸)荣幸地被日本人拿来用作了“信”,此君就非常气愤他的“手纸”即“信”,竟被我们用作了“擦屁股纸”。因此,就义愤填膺地以此作为论据来证明中日的不“同文”。此君不懂,他的信纸在我邦本来第二功用就是拿来“救急”的。
中嶋嶺雄实际上大可不必如此煞费苦心地以各种“莫须有”的例证来证明中日不“同文”,倒是我们早已尴尬地发现了其实我们早就被日本人给“同文”了的事实。像什么消极的、积极的、取缔、引渡、手续、干部、代表、写真等等,已经不敢想象,没有了这些日语汉字我们汉语的文字表述将处于一种多么尴尬的情境。
其实,中嶋嶺雄本应为日本把中国“同文”了而沾沾自喜没事儿偷着乐去,可他却偏偏要去证明什么中日不同文,而且还本末倒置非要研究日中的什么“异母兄弟”的同种关系。他认为:中日应是同父异母兄弟关系,所以有血统关系存在。因此,日中关系应较别国关系更加亲密才对,即使偶尔产生摩擦、对立,作为“兄弟”,也属正常,而且会比外人更加容易和解。但他同时又认为:“异母兄弟”之间相处,理应是有距离的冷静相处关系,尤其是应避开经济方面的借贷关系等等。此君罔称了解中国之深,竟拿日本人和人之间的“冷血”关系来处理中日关系,殊不知,中国人兄弟之间如果都是有距离的没有金钱关系的冷静相处的话,按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那也就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了,兄弟之间是不应预设相处规则来相处的。不过,此君却是矛盾得可爱,他从日中间的异质性以及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表象上的种种不同,力图来证明日中的不“同种”,但在其著书最后却大力宣扬中日是“异母兄弟”关系,都“同父异母”了,还算不上“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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