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奴道”发展的一点启示

在日本藩国林立时代，各藩出于生存竞争与家系保有的需要，在文治武功方面，出现了激烈的竞争。于是，那些文武兼备的武士们就成为了藩主们争先恐后的争取对象，或聘为客卿，或请为护卫。藩主是大地主，武士则是给藩主管理杂务、防御外侮的仆人。所以可以说，这时的武士就是看家护院的食禄报恩主义者，与日本渊源极深的周作人在其《周作人论日本》中也说：“武士的行为，无论在小说戏剧里如何壮烈，如何华丽，总掩不住这一事实，武士是卖命的奴隶。”因此，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日本最初的武士道一直以来就应该是一种“奴道”。

使最初的“奴道”升华为拥有道德伦理论的武士道的契机是，当时禅宗已从中国传入日本，主张坐禅修炼的禅宗就犹如为日本武士们量身定做般正好适应了他们苦练武艺的需要，于是，镰仓幕府适时地将禅宗奉为武士的宗教。这样，原本只知“忠君习武，不惜死亡”的武士们又把“少欲望，明廉耻，严守纪”等从中国传来的新观念逐渐接受并发展成为日本武士所必需严守之铁律。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经过无数战争洗礼的武士们终于成为了统治阶级和特权阶层。由于这时社会稳定，无仗可打，手握重权而又不甘寂寞的武士们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正当他们为以后不知玩什么而彷徨之际，山鹿素行适时出现了，这位自称己之学问乃直承孔子的日本狂人，以孔子博大的儒家思想结合日本武士的现实，在武士道基本的“忠孝”、“克己”、“轻生死”、“报恩”、“俭朴”等内容基础上，对武士的行为和修养又进行了“明心术”、“详威仪”、“慎日用”等等细则规范，使得武士道得以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又升华为了拥有信仰论的武士道。至明治时代，借明治开明之明，善于完善事物的日本人又将拥有了道德信仰论的武士道加入维新革命的精神，再把当时的欧洲进取思想融合其中，这样，就造就了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日本武士道的政治道德新基础。这一切，经过了长时期的潜移默化，终于，武士道作为日本神道的鲜活载体，最终真正成为了日本民族精神——大和魂的代表，并以此支撑了日本在一战中初露野心小试锋芒，在二战中肆无忌惮欲用武力吞并中国并进而试图整合整个世界。

中国一直认为在文化上是日本的老师，甚至现在有些人还天真地以为在文化上自古中国就已经整合了日本。可真正的事实却是，就是这个我们昔日的文化好学生，却用老师的禅宗给原本卑微的“奴道”赋予了坚忍苦修的内涵，使之升华为“士道”，又用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儒家思想给原本不足道的武士道披上了一层所谓的圣衣，从而坚定了日人的武士道信仰并在武士道精神所体现的大和魂引领下，最终差一点就整合了老师的家园。非但如此，与时俱进的武士道精神发展至今天，正从方方面面影响着整个世界。请看在日本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上，几十年来，日本人不正是在以他们武士道练就的坚忍功夫，用日元一寸一尺的把其所谓的迈向正常国家之路铺得越来越宽也越来越接近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了吗？在亚洲，在非洲，在中国的影响力所及之处，日本无不在以其武士道的坚忍和日元的坚挺一点一点与中国长期较量，蚕食着中国的国际资源。即使在中国国内，日本已完成的对华近似于战争补偿的ODA援助大纲也终不负其所望，在其长期的努力下，终于让中国人渐渐把本应坦然受之的日本给予的赔偿式援助变成了拿了人家手短，吃了人家嘴短的必需常挂口中表谢意的感恩戴德。相信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着实被日本人感动了一把而又知恩图报的国人，如果此时日本适时提出入常，那一定会有网民在网上呼吁：坚决彻底地支持日本人民的入常要求云云。其实，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这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不过，如果我们能多想想，今日之果，不也正是日本在武士道的坚忍、坚韧精神作用下的长期不懈努力而得来的结局吗？感佩之余，再面对这从“奴道”演变为“奴役道”的彰显大和魂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就有点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