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老舍说日本人之认真

论对日本的了解之深，与日本文化人交流之广，在日本知识界影响之大、声誉之隆。数遍古今，大概还没有能出鲁迅之右者。然而，当我们在鲁迅的《野草》地上，听完先生的《呐喊》后，我们还是《彷徨》了。阅遍先生著作，竟然得出一个难以置信的结论，那就是以先生与日本渊源之深，竟没有留下一篇专门论述日本的文章来。读过先生大作中的言及日本之处，我们发现，其实，先生对日本文化似乎并无多大兴趣，甚至于对日本的狂言、俳句之类根本不感冒。偶尔触及日本文化之处，在先生眼里，日本也就不过是个没有固有文明、没有伟大的世界级文化人物的暴发户而已。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鲁迅轻视日本，相反，鲁迅一直都在谆谆告诫国人青年：“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比如，日本人的“认真”，就是鲁迅非常赞赏的。与对国人做事喜欢“做戏”相比，日本人的“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绝不混合起来”的人生态度，先生就很欣赏。他甚至认为：“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这病叫作‘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治不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我们不妨排斥日本人，但必须买到这种药。”可见，先生对于国人的“马马虎虎”、“差不离儿就行”等痼疾是深恶痛绝的。由先生直到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地说道：“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打破砂锅问（璺）到底的气质……中国人是没有这种气质的，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来对付过去。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看得出，先生把对日人的“认真”和国人的“不认真”之对比，是上升到改变国体这一高度来认识的。

虽然鲁迅以忧国忧民之情怀，出于改造国人的国民性之需要而肯定了日本人几乎所有的“认真”，这似乎有失偏颇，但考虑到先生是在启蒙救亡的大需要之前提下作了如上这些论述的，也自有其合理性。不过，事实毕竟是事实，由于任何一种国民性都是来源于具体的历史文化风土，自然也就有其两面性，日本人的“认真”亦然，其“认真”的另一面，也可以说是锱铢必较，小题大做。因此，老舍先生坐在他的《茶馆》里，研究《四世同堂》时就说过：“在大处，日本人没有独创的哲学、文艺、音乐、图画与科学，所以也就没有远见与高深的思想。在小事上，他们却心细如发，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小事情小算盘做得周到详密，使他们像猴子拿虱子似的，拿到一个便满心欢喜，因此，他们忘了大事，没有理想，一天到晚苦心焦虑地捉虱子”。老舍先生对日本人的评价虽然有些道理，但于今日看来，也觉有失偏颇。

鲁迅与老舍，可以说是对日本人的“认真”作了颇为不同的评价，但我们可以从非常历史时期往往推崇“片面与深刻”来理解这一问题。如此，二位大师就是从各自的真实性与片面性出发，客观地评价了日本人的国民性。鲁迅太“认真”日本人的“认真”了，以至于欲把它当作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手段，当作治疗中国人精神麻木的特效药。这就流于片面了。但先生在《藤野先生》中着意刻画的拥有着高尚人格的藤野先生却告诉了我们：“‘认真’，只有与崇高的人格结合在一起，才会显示出它真正的价值。”也由此，先生为自己在关于日本人的“认真”之种种论述中，应该说算是画上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句号。

与日本没有太多渊源的老舍则不然，他只是看到了普通日本人的“没有远见与高深的思想”就把日本人抨击得如傻B一般，确有失公允，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日本人如果没有远见与高深的思想，日本又何以有今天之强大。其实，正是日本人这种贯穿古今的“认真”、“执著”，才使日本在今天得以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并确立了自己的世界“经济二哥大”之地位。

无论是二位大师所论述的各有侧重面的日本人之何种“认真”，今日，我们来管窥日本人之“认真”，发现其值得效仿之处还确有很多。“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试想，如果有一天国人也能达到自觉地把餐馆的盘子洗到“七遍”的“愚蠢”地步；也能观看完竞技，做到几万人退场而不留一个烟蒂、一片纸屑；也能像日本人在战败投降后那样，将所有武器都擦拭一新，将人员、马匹、车辆弹药等物质清楚登记造册移交给胜方后，被俘人员则以正规军队列有条不紊地撤退回国，那中国将是何等的可怕！衷心希望中国能“认真”到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