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海归”对“海归”的呼唤

应该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不是一个“海归”人物。尽管刘军早在1985年就到了日本，先后在日本著名企业培训、研修过，但因为其期限的短暂、因为是公派、因为是“研修”，回国后也就没有人把他视为“海归”。在一般人看来，成为“海归”的前提至少是要有一张“洋文凭”，虽说今天“洋文凭”日渐贬值，仅仅持有一张刚刚出炉的“洋文凭”，回国后势必艰难地进入对职位的“寻寻觅觅”阶段，但人们在观念上还是看重这纸“洋文凭”的。

但是，如今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是一个拥有千余名“海归”的企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归”抢滩、“海归”创业、“海归”汇聚的IT企业。而董事长刘军则是这支“海归”队伍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当大连华信在近两年开始第一次参与客户对日本某大型系统招标标书的基本框架和技术方案编制工作的时候；第一次总体承接日本客户内部系统建设的时候；第一次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方案在乌兹别克斯坦加以运用的时候，第一次接到来自孟加拉全国电信订单，将民族软件出口到南亚市场的时候，意味着“海归”缓缓释放出来的能量正在悠悠转化成为一种生产力，转换并且见证着一个IT企业在中国的成长。

因为有了这种成长，2007年9月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视察了大连华信。这位“亲民总理”话语殷殷，情深切切，叮嘱刘军：“要争国内第一，争世界第一”。

因为有了这种成长，大连华信的对日软件外包业务日益顺利，企业内80%的业务工作源于日本IT市场。日本信息服务业前30位公司中有10家是华信的长期客户。

因为有了这种成长，大连华信被称为当地培育并发展起来的软件业新领军者之一，成为“大连名片”上一个耀眼的亮点。

谈谈“海归”吧。当《日本新华侨报》希望与刘军共同谈论这个话题时，他沉思片刻后微笑着说：关于“海归”在大连华信中的作用，我可以推荐两个优秀的青年，你们去单独采访。现在，胡锦涛主席刚刚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中日关系经过两国领导人“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倒想谈一些对日本以及日本IT企业的看法，当然也希望这些想法能够对日本社会的华人“海归”以及“候补海归”有一些意义。

从感性到理性

1982年步入职场的刘军，1985年被派遣到日本接受IBM培训。他并不讳言当初那段成长的历史。

每个人都会有从无到有的经历，最初去日本的时候，了解到日本人做事情很严谨，即便是着装也很讲究。所以出国前，一切都从头学起。别的都不说，仅仅是打领带，就着实让人着急一番。有老师教，有自己对着镜子的反复练习，还有同事之间的互相观摩、纠正，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一一要开始做了。其实，包括着装在内的很多方面，我们都逐渐由陌生变得熟悉，由不解变得理解，由感性变得理性。

比如最早在研修单位，刘军起初并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会把“加班”称为“残业”，在中国人看来，“加班”是自己的一种加倍的、额外的付出；在日本人看来，“残业”是要主动在下班以后留下来，把“残剩”的、当天没有做完的“事业”继续做完。一种事物，两种汉字的表达，反映出两种心态，两种认识，甚至是两种从业精神。

每当夜晚，刘军离开研修单位，回首看着公司依然灯火通明的办公楼时，他总是感慨万千。

对比，差距，刺激，奋发。这应该是所有“海归”都体会过的。同时，这也可能是所有“海归”的原动力。听了刘军的话，我们这样认为。

中日IT企业的双赢

1996年，刘军主掌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此后，经过对日软件外包的初创期和发展期，不仅使其公司成为承接日本软件外包的“大户”，更让刘军感受到日本市场的价值。

刘军强调指出，在软件外包过程中，日本IT企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承接外包的初级阶段，日本IT企业不仅仅是发包方，更多起到的是非常好的领路人的作用。他说，我们得到的订单八九成都是从日本IT厂家得到的，像NEC、NTTDATA、日立等等这些大的企业，他们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过这些日本IT厂家得到的工作，使得我们原来不具备开发日本市场的能力得到补充。坦率地讲，如果没有这些日本IT厂商发包的话，中国的对日软件外包也发展不到今天的水平。所以，我说这些日本企业是在积极帮助指导中国企业，这里面包括开发的过程，包括长期的派人常驻，短期出差等各种各样方式来帮助中国软件企业的成长，也包括这些体系的建立，软件管理的指导。当然，通过这种方式，日本软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双方达到了双赢的结果。

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中日两国的竞争，还应该看到中日两国在竞争中的合作。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许多时候竞争是通过合作形式表现出来的，导致竞争的结果不再是以往单纯的此消彼长、或者彼消此长，而常常是一个共同向前发展的结局。刘军这样说。

如此看来，“双赢”，也应该是“海归”的一种认识、一种追求。

团结互动关系

刘军还谈到，日本IT客户也重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且把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看作是中国企业的“学习期”，他们也做到了容忍，做到了帮助中国IT企业发展。但是，当中国的IT企业从小学生成长起来以后，日本对我们的要求就高了，初期能够容忍的错误现在再出现就视为很严重的失误。这是一种压力，但我们的IT企业应该在这种压力下成熟起来，跟日本IT客户建立团结互动的关系，建立平等的商务关系，从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达到更高层次的双赢。

当然，这样就要求我们具备开发全过程的能力，客户对我们的语言、业务水平、项目管理能力都有了新的要求。我认为现在我们距离满足日本IT企业客户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刘军这样讲。

刘军的这种认识究竟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难以做出定论。但是，在采访中我们获悉，伴随着合作的深入，日本的NEC、NTT DATA、日立软件、NEC软件、新日铁系统集成株式会社已经向大连华信进行战略性投资，由单一的客户转变为“客户﹢股东”的双重角色。

未来趋势

未来的5到10年，应该是中国对日软件外包服务的一个发展期。有的专家做出这样的预测，未来会高速增长，到2009年对日软件外包可能会超过30亿美元，中日合作的前景十分美好。刘军很有信心的说。

刘军还介绍说，另外，我们也认为，中日软件外包合作必将对中国今后信息化建设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华信通过开展对日软件外包业务，获取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管理经验，我们将对日软件外包业务积累的丰富经验应用到国内市场，使得两个市场有效互动，共同发展。日本公共系统、金融系统建设的成功经验，都会对中国信息化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也会给国内市场带来新的机遇。

所谓机遇，应该是对敢于应对挑战、特别是有准备地迎接挑战的人而言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谈不上“机遇”二字。刘军把这句话说得很重。

人才的呼唤

刘军承认，大连华信发展的瓶颈是人才问题，这也是中国IT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大连华信要想不辜负温家宝总理的重托，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进一步吸引人才，我们要千方百计地聚集到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我们需要高端的技术人才、项目管理人才以及高端的经营管理和市场人才。

刘军透露，大连华信里面具有在国外工作、学习、培训经历的员工有千余人，他们都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海归”。大连华信员工有80%是非大连籍的，是家住在外地的，有80%人来自大连以外的学校，可以说员工的来源是五湖四海的。尽管如此，这些人才还远远满足不了公司发展的需求，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才加入到华信中来，与华信共同发展。

刘军表示，大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由于大连地理位置与日本邻近，加上近几年中日政治关系回暖，经贸往来密切，中日之间人才流动频繁。据了解，大连每年到日本的留学生有一千多人，而日本来大连的留学生也很多，仅大连外国语学院一所高校，日本留学生就达三四百人。随着软件产业的发展，大连也成为中国软件业和软件人才发展的一片沃土。我们非常欢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人员、IT人才来大连华信发展你的事业，展示你的才华，享受你人生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