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胡耀邦关照下诞生的“中国私企第一人”

◆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会见“全国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的代表时，发表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

◆上世纪80年代初，姜维在公园门前摆“照照看”摄影摊。姜维供图

 ◆1984年5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任重同志在家中接见了姜维。

1984年春天，中国大连小伙姜维为了有一个法人身份，从而能与港商合资，毅然到北京去“找政策”。

辗转奔波，这个小个体户的麻烦受到了王任重乃至胡耀邦的重视。

“让他试一下嘛。”胡耀邦的一句话，催生了中国私营企业第一人。

1985年4月13日，大连市工商局的一位曾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消灭私有经济的老局长，不情愿地给姜维发放了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

今年3月26日，身处北京，回首往事，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会长、光彩中国实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姜维说：“我所接触的环境和人物都比较超前，正是那个环境和年代给予了我这些东西。”

 个体户的酸甜苦辣

1980年，大连市文化局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员，复转军人姜维也是其中之一。

等待安置工作的8个月，让这个30岁的小伙子感到烦躁。他决心靠在部队当文艺兵的底子，做点小生意。

姜维的想法一说出来，父母坚决反对：“好人都有工作，没工作的人才干个体户。”———那个时代瞧不起个体户。而姜维在部队时是营级干部，只要安置了岗位，就是铁饭碗。

到那年冬天，姜维还是说服了父母，拿妹妹当临时工挣的400元买了一台“海鸥”相机，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起了“照照看”照相摊。

姜维记得，头一天挣了3元，而1981年劳动节那天一天竟然挣了500元，顶得上一个普通工人两年多的收入。

当时，中共中央已明确提出，将发展个体经济作为解决就业的重要途径，“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就在“照照看”挣到“第一桶金”时，动物园门口的个体照相者增加了6家，而全中国个体户的数量已由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了185万户。

姜维说，那时虽然钱挣得不少，但得不到尊重和理解。他还记得，有一回，两个不满20岁的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让他站着，像训儿子一样训他。

个体执照动辄被没收，然后再求爷爷告奶奶要回来。甚至，中国政府在1983年实行“严打”的时候，一句“净化城市”的口号，让姜维们像尘土一样被清出营业场所。

姜维还记得，1982年，曾和他一起在电影厂工作过的斯琴高娃到大连拍电影，约他见面，他很想见面，但最终还是没去。他说，想到高娃已久负盛名，而自己却是个体户，心理上有隔阂。

不过，姜维说，他也有很开心的时候———每晚收摊后，他和其他6家照相摊的兄弟结伴到大连市繁华的天津街上吃两毛钱一碗的“焖子”，而一般人只吃得起5分钱一小碟的。

卖“焖子”的大妈看见他们，会乐呵呵地喊一句“大户来了”，这时，自豪感会涌上姜维们的心头。

 “你们是光彩的”

1983年8月30日，刚冲洗完胶片的姜维正在吃晚饭。

收音机中忽然传来了胡耀邦的声音：“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因为你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我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姜维说，那一刻，泪水一下子就冲出了他的眼眶。

第二天，在动物园门口照相的几个人都买了当天的《大连日报》，上面登载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

姜维说，当时他们七个人都停下生意，坐在一起读报纸，一边读一边哭。

路过的行人感到奇怪，走过来问他们怎么了。这七个人抬起头，说：“胡耀邦说我们是光彩的！”“从那天起，我开始激动万分地活着，终于觉得活着有意义了。”姜维说。

一夜间，姜维的世界变了。

他在大连市繁华的中山街上租了个1平方米的小门面，门外的墙上却悬挂了5米长、3米宽的匾额，上面书写着“姜维影书社”。开业那天，他还请来了大连市的很多名流。

1984年2月，一位来自香港的商人到大连考察投资，了解了姜维的影书社后，表示可以以成本价提供一台价值19.8万元的彩色洗印机。

这一天价难住了姜维。突然，与外商合资经营的想法从他脑子里蹦了出来。港商立即同意了，大连市的领导也十分重视。但就在准备签合同时，大连市政府忽然告诉他：不许再提合资的事了。

原来，大连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查遍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也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发现它们都不允许个人同外商合资。

但姜维不肯放弃，决定到北京去“找政策”。

 得到领导人支持

在那个年月，中国还没有身份证，要到各个部门，需手持县团级的介绍信才能登堂入室，而姜维什么都没有。

在北京奔波了近三个月，无数次被拒之门外后，姜维终于“柳暗花明”——一天，在一次活动中，他见到了时任中共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王兆国，之后，1984年5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任重在家中接见了姜维。

这次谈话近四个小时，谈完后，王任重说，要将这件事立即报告给耀邦同志，并写信给时任中国国家工商局局长的任仲林，要他接待姜维。

第二天，在国家工商局，四位司局长同姜维一起谈话。

姜维问：“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任仲林说：“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姜维说：“那就变呗。”

任仲林严肃地说：“小同志，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私营企业……你一句话：‘变了呗。’怎么变？这我可说不好。”又有一位司长说：“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根据当时的规定，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否则将会被视为剥削。

姜维急了，说：“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共产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也不会当资本家。”

任仲林笑了，说：“小同志不要着急，正是耀邦同志的讲话，才给了我们来同你研究你提出的问题的勇气。如果你作为私营企业老板同港商合资办企业，那你就是资本家。不过，你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现在，任重同志这样关心你，相信党中央，相信耀邦同志吧。”

中国国务院特批的“光彩”初夏，在姜维借住的友人家里，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位是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另一位则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当来人自我介绍后，姜维惊呆了。

一席交谈之后，胡德平带着姜维写的材料，蹬着一辆旧自行车走了。

这一次，姜维很快就接到了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的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去参加研究成立公司一事。

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国家工商局、对外经贸合作部、海关等部门。

姜维记得，当时会上的争论很激烈。

1984年11月9日，时任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的魏玉明在办公室里向姜维宣布：“你要办的私营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同港商合资办公司了。”接过特批文件，姜维的眼泪流出来了。

1985年4月13日，受中国国家工商局的委托，大连市工商局将在这一天颁发中国解放后的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姜维早就想好了，要用“光彩”二字作为公司的名字。

那天早上，姜维和准备记录这一时刻的新华社记者一起到了大连市工商局，不料，这里的工商局的老局长想不通为什么当初中国消灭了私营经济，今天自己却要亲自给它送上“准生证”。

老局长坚持不肯发，争取了半天之后，姜维才终于拿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执照。

新华社发了通稿，中国大陆的许多国家级报纸也都报道此事并作了评论：“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销声匿迹20多年的私营企业又重新出现在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文件上，姜维也将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的经理被载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史册。”许多年后，姜维在深圳遇到了当年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李灏说：“姜维同志，你的事，耀邦同志没少费心。我们当时也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耀邦同志说：‘让他先试办一下嘛！’就这样，你的公司才得到国务院的特例批准。”

 光环的力量

这些年来，很多人夸姜维有远见。

姜维却认为，光彩公司是应运而生，正如自己这个中国私企第一人也是中国当代的时代大潮下的必然产物一样。

“因为有国务院的特批，所以我是一个特例。”姜维说，正因为这样，他很清楚自身所处的位置，一直谨慎行事。

上世纪90年代，姜维领导的光彩企业一度发展到鼎盛时期，旗下拥有运输、制药、酒厂、遮阳伞厂、电焊机厂等多项实业。不过，姜维依然“谨慎地活着”。他说不敢做更大的项目，也不敢去银行贷款，尤其是当中国国内的许多知名企业家因为各种原因落马破产引起社会上的议论时，他就更加小心。因为他知道“光彩”二字来之不易。

“落伍了。”他说。每当看到现在动不动就身价十亿百亿的企业家，他总是这么自嘲。

2007年，姜维萌生了再次创业的想法。近日，姜维告诉记者，今年年初，他以旅日归国华侨的身份创办的新公司已经在北京注册。因为他的切身感觉是，这些年来国家的发展令人激动，政策比以前好多了。

作为中国私企第一人，姜维给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如今，他说：“要给这个‘第一’一个圆满的结局，也要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以报答共和国的领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