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筹建一个中国文化对外展示的帝国”

一本印刷精美豪华的画册，这是旅日新华侨、太阳升株式会社社长吕娟为2007年在日本神户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专门印制的。当然，这不是她个人的画作，而是她出资几千万日元为大会举办“中国现代书画巨匠九人展”后结集出版的。

一位新华侨女性企业家，一本散发着中华艺术芬芳的画册，这之间的联系是什么？这项文化事业的支撑点在哪里？这背后的人生故事是什么呢？

“春天的故事”：想当年走出国门闯东瀛

出国，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勉强还算得上是一件大事。但是，对于在海外已经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华侨来讲，当年的出国之举，不仅是一件大事，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世间每个人对发生在人生转折点的事情，都会铭记在心的。

吕娟也是这样，至今对当年出国的日期脱口而出：“1990年10月11日”。

儿行千里母担忧。从郑州的家里出门的时候， 妈妈在吕娟的包里塞了一叠用转借亲戚朋友的钱换来的美元，然后仍然是叮咛、嘱咐，还有那眼中极力克制的泪花。上飞机后，吕娟拽住帮助安排行李和座位的飞行大队长，说：“求您一件事情，把这个信封带给我母亲。”结果，那叠美元又回到她母亲的手中。吕娟说：“我是立志独身闯天下的”。讲到出国的动因，吕娟却没有新华侨通常会有的那种不平、那种沧桑，只是淡淡地说：“因为父亲在中州宾馆担任领导职务，我小的时候就常常去玩，也就因此和外国人有了接触。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了外语的重要性，对外面的世界也就有了更多的憧憬。18岁的时候读了河南医科大学，但毕业以后分配到省人民医院时才发现自己的性格比较外向，对于血和泪，痛苦的表情更是同情不忍，于是就想到国外去闯天下。那个时候，动乱结束不久，对出国做了许多限制。我记得父亲说：‘没有问题，让中国的年轻人出国学习，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组成部分。这个政策不应该改变，也不会改变。我支持你出去，也相信你会给我们的国家争光。’就这样，父亲帮助我疏通关系，把我送到日本，把哥哥送到德国学习。”

这里面有见识，更有信念。如今，再将出国与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进行考量，只能让人们更加缅怀那位曾经讲述“春天的故事”、曾经“在中国南海画了一个圈”的政治老人。

抵达东京成田机场，吕娟发现没有人来接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莽撞。她要打电话，但身无分文，急得在公用电话周围转圈。这时，一个日本人上来问话，两个人比比划划，几种语言混杂着说， 结果是日本人给了她一枚硬币——100日元，电话打通了，朋友答应立即来接。

分手时，吕娟向这个日本人要了一张名片，这个从河南“文化大省”出来的中国女子想起了中国历史上“一饭千金”的典故。直到今天，当年给了吕娟100日元硬币的这位日本人还是一直支持吕娟公司的客户。

攻读“日本文化”：更多的是感受文化刺激

吕娟讲述自己的留学生活，也没有那种“血泪感”。尽管许多读者喜欢在听完这样的故事后长叹一声表示同情，尽管记者也试图纵深挖掘以求用“灰姑娘的故事”抓人眼球，但吕娟说：“没有的事情怎么编得出来呢？”

在东京都九段下读日本语学校的时候，朋友介绍她到琦玉县草加市的一家空调公司打工。日本老板对她进行面试的时候，只问了一句名字叫什么， 然后就连呼“可爱，可爱”，就把她留到了自己家族的公司里。记者想说，这个时候的吕娟是凭容貌“夺人”的。不过，当吕娟在工余之际，给日本老板娓娓讲述中国家乡的文化故事，讲述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里面有3位作者是出身于河南的时候， 日本老板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喜爱”变得“敬重”起来，直接表示愿意“助学”，愿意给吕娟支付学费。后来，得知吕娟考上日本文化女子大学“日本文化”专业时，日本老板眼睛瞪得大大地说：“这是我们日本女孩子都很少敢读的专业啊！”态度更是从“敬重”变得“佩服”起来。对于自己把“日本文化”作为一种学业，吕娟至今还是感慨颇多。因为她记得，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述中国盛唐文化对日本平安时代文化的影响的时候，可以看到许多日本同学对她投过来的羡慕的目光；听老师讲述明治时代日本吸收西洋文化走上强国之路的时候，日本同学又有一种洋洋得意的样子。当然，听老师讲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学生”开始打“老师”这样一段历史时，课堂里是安静异常的。

文化，原来可以这样刺激人。学校要组织学生到欧洲国家“修学旅行”了，事先布置了许多“比较文化”的思考题、研究报告等。但是，临行前， 日本老师来找吕娟等中国留学生表示歉意，因为中国人的欧洲签证办不下来。那个时候，在日本， “中国护照”是欧美旅游“拒签”的代名词！ 还好，学校同意中国留学生挑选日本国内的北海道、京都、千叶等地去做“修学旅行”。尽管如此，一种遭受歧视、一种蒙受屈辱、一种万般无奈、一种从内心里对祖国强盛、崛起、富裕的渴望，还是搅扰得吕娟坐立不安。

学习“日本文化”专业，对吕娟来说最大的益处不是写几篇论文，也不是搞几本书，而是“让我理性地、理论地了解、认识了日本人的民族性、国民性，这些对于我日后在日本工作和发展事业起到了难以形容的作用。” 

仗义维权：中国研修生称她是“侠女”

如今，中国研修生问题是日本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中日关系里面的热点话题之一。谁知， 吕娟上个世纪90年代在日本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不过，吕娟自豪地说：“我们经手了2000多名研修生，没有一个人是受到日本人的欺负后委屈地回国的。”

这其中有什么“诀窍”吗？

接收研修生的企业要向中介派遣机构支付一定的费用，这是公开的“秘密”。一个在中国农村每年收入几百元的劳动力，到日本研修、工作后，每年至少可以拿到3万元人民币，这也是中国研修生得以生存的基本经济原因。“问题在于，有些中介机构拿到费用后，就不再管研修生的事情了，这就等于给一些日本企业打开了肆意妄为之门。”吕娟这样说。

吕娟的办法是：在日本企业接收中国研修生的时候，她会当面锣对锣、鼓对鼓地把话说清楚：“研修生如果违反了规定，你可以批评；但是，任何人不得对研修生说一句脏话，更不许侮辱研修生的人格！”

一次，一位中国女研修生从食品工厂打来电话，说工厂的厂长对着她大骂，而且还抄起东西砸过来，她不敢再去上班了。

放下电话，吕娟立即风尘仆仆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原来，几名中国女研修生不会说日语，遇到工作难题时，只能用中文商量。工厂的厂长怀疑她们是在聊天，是在说厂长的坏话，就怒不可遏地开始大声叫骂、摔打。

吕娟反过身来找到日本人厂长了，问他凭什么说研修生是在聊天、骂人？厂长支支吾吾，最后说自己是“猜的”。这个时候，吕娟拍桌子了，高声地质问他：“你就是凭借着猜忌搞管理吗？这就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吗？研修生到日本来学习，就是要学习你的骂人吗？走，现在就去见你的老板，作为一个对外优良企业是怎样接受研修生的!”

在大学攻读“日本文化”专业的时候，吕娟读过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奥村宏《法人资本主义》、岛田庄司《日本型恶平等起源论》等研究日本“企业文化”的书籍，既知道“日本企业组织与军队组织有相似的地方”，也知道“日本的企业组织与军队在指导原理、命令的绝对性和严密的等级结构等三个组织要素上非常相似”，也有“一级压一级”的特点。听说要找自己的上司，厂长害怕了，急忙求饶，承认自己有错。

吕娟问他：“作为一个工厂的负责人，你肩负的任务不是把中国研修生当作不花钱的劳动力来使用，而是要交给她们先进的技术，传授给她们先进的管理知识，让她们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你现在的做法与这些相符吗？你本人是一个合格的厂长吗？”厂长的脸色变了，浑身吓得发抖，不知道他是真的反省后有悔悟，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 只见他急急忙忙向中国女研修生的宿舍跑去，到了门前，“扑通”一下跪了下来，一边嗑头一边高喊：“我错了，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吧！”

 从那以后，这里没有人敢再向中国研修生耍横发态度。中国研修生也给吕娟起了一个别名：“侠女”。

为了让中国研修生的合法权益有组织上的保障，吕娟发起组织了“财团法人千叶中小企业协同工会（组合）”，自己领衔出任理事长。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在日本的工会里担任理事长的中国人！ 

推广中国文化：筹建一个对外展示的“帝国”

吕娟说，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这些“弃医从文”的前辈相比，自己走的是一条“另类”的“弃医从文”的道路。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 话” 说得有些“大”，那就不妨看一些事例：

 ——为了促进中日两国青少年交流，吕娟多次组织日本的中小学生到中国的北京、宁夏等地举办“鹤乡情”杯中日中小学生象棋比赛活动；

——2005年，在中国投资400万人民币拍摄环保记录电影《鹤乡情》；

——2007年5月14日，出席日本立命馆大学举办的2007年“世界孔子学院论坛”，向该校孔子学院捐献价值1500万日元的晋代王羲之后代的书法长卷（13.3米）《天鹅溪漫记》；

 ——组建日本新华侨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文化组织“中国炎黄艺术收藏会”，把在日本收购的400 多件价值上亿的文物送回中国展览；

 ——投资几千万日元举办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画展，印制《中国现代书画巨匠九人展》画册；

——与日本著名的T B S电视台共同组织中国“舞神”杨丽萍《云南印象》（日文名《香格里拉》的12场大型公演；

——出资与中国文化部、中国文联共同筹办“2008今日中国艺术周”。

“做这些事情，顺利吗？”

吕娟爽快地笑了，说：“没有一件事情会是顺利的，但走过这个不顺利的过程，恰恰是我的追求。”接着，吕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她把邀请杨丽萍的方案带到日本TBS电视台时，电视台方面非常兴奋，认定这是一个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会“双赢” 的方案，负责的部长可以一天之内两次到吕娟的公司进行继续商议，但随后有一个客气而且固执的表示：“我们要私下调查一下你的公司。”结果，吕娟同意了这个具有“ 不信任” 意味的要求，同时也坚持自己的公司必须作为主办单位之一，从而让一个新华侨企业与日本媒体界赫赫有名的TBS电视台在海报上并行排列，创造出在日新华侨企业的一个“第一”。

“为什么要做这些文化事业呢？”吕娟依然毫不掩饰地说： “企业做成功以后怎么办?就得还报与社会，取之于社会还报与社会这是好的轮回，于是把钱用在展示中华文化方面。”接下来，她又讲了一个故事：当年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举办以后，就听说大会的倡导者之一、新加坡时任的国柄执掌者李光耀先生表示“世界华商大会应该有一些文化色彩”。此后，在世界各国又陆续举办了7届华商大会，虽然是念兹在兹，但结果还是“在商言商”，未能闪烁出文化的亮色。这次，当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决定在日本神户举行的时候，当李光耀先生的建议被重新提起的时候，吕娟出面了，为了应和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九”字，她邀请了包括中国文联主席冯远， 美协副主席吴长江在内的9位著名书画家，请他们每人出展9幅作品，不仅圆了李光耀先生的一个“梦”，也为世界华商大会增添了文化的色彩。吕娟，从在大学就读时启动劳务市场积累下来的200多万日元，到今天作为日本太阳升株式会社老板拥有上数亿日元，心智与心志都在同幅增长。“筹建一个中国文化对外展示的‘帝国’，这件事情我做定了！”吕娟如是说。

采访结束的时候，记者想起了已故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这样说过：“如果未来中国人向世界献出一份礼物，那就是用中国文化使世界得救，希望人们不要感到意外。” 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