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国界 超越种族
一位华人女性三次婚姻中的不幸与幸

多少次，在谈到日本人丈夫佐藤裕明的时候，王晓莲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连声地说着：“幸福，我真的为这次的婚姻感到幸福！”

多少次，在谈到日本人丈夫佐藤裕明的时候，王晓莲的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哽咽地说着：“幸福，我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苦命的人，还能够在中年的时候得到这样幸福的婚姻。”

原来，幸福可以让人欢笑，幸福也可以让人落泪。

当一个中国女性在异国他乡面对着幸福笑意盈盈和感极而泣的时候，她对幸福的追求历程也一定是非同寻常的。

失败，第一次婚姻以失败告终

失败。王晓莲的第一次婚姻以1995年的离婚而宣布失败了。这个时候，距离她1987年结婚，整整是8年的时间。按理说，他们的婚姻已经过了“七年之痒”的考验期，应该进入“可持续性发展”的阶段了。由此可见，许多时候，在情感漩涡里打转的婚姻问题并不是按“理”出牌的。

王晓莲的丈夫是船员，经常要远洋出海，一去就是三个月、半年。回来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个月，然后就是再次远行。

丈夫不在家的时候，王晓莲就用努力的工作、用对公公婆婆的孝顺、用对女儿的尽情呵护来冲淡那对丈夫缠缠绵绵的思念。在那个尚未开放如今的岁月，中国人分离夫妻之间的思念，往往是无处也无法表达的。

等到丈夫回家休息一个月的时候,虽然有“小别胜新婚”的欢乐，但王晓莲不能天天在家陪着丈夫，因为她还要在服装商场站柜台，“售货员”的“饭碗”也是不能轻易丢失的。当一个女性的肩膀上要承载着职场员工、妻子、母亲、儿媳、女儿这重重叠叠的责任和义务的时候，她实在没有能力让这些角色都完满出演。

开始的时候，丈夫不高兴，漂泊后回到家庭的港湾，他渴望着妻子的依恋。后来，久而久之，丈夫好像习惯了、理解了，也就不再死死地“缠”着妻子。

再后来，丈夫带着一位新加坡船员回家，向妻子说他在新加坡的时候，人家是怎样热情地款待他。礼尚往来，现在人家来了，当然也要热情接待。对此，王晓莲当然没有意见。

可是，王晓莲发现丈夫经常带着这位新加坡船员去一家酒吧。在感觉到不对劲以后，王晓莲对丈夫提出疑问，得到的回答是：“在新加坡人家常请我去酒吧，如今人家来了，我总得这样招待人家吧？！”显然，这个说辞是可以通过的。

有一天，丈夫朋友的妻子给王晓莲打来电话，问她是否知道她丈夫有了一位做酒吧女招待的朋友？王晓莲听后一头雾水，茫然不知。

男人，敢于把妻子之外的异性带到亲戚朋友家的时候，那就不是一个“公开露面”的问题，而是逼近“离家出走”的时光了。王晓莲意识到这一点，果断地提出和丈夫离婚。丈夫呢，也爽快地答应下来，双方办理了离婚手续。

毕竟是一个三口之家，他们还有一个小女儿。在家庭里，两点，只能形成一条直线，但可以轻易地拉断；三点，则能形成一个平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王晓莲的丈夫要常常回来看女儿。看着女儿高兴地扑向爸爸的怀抱，王晓莲心软了，丈夫也“认错”了。于是，两个人复婚了。

藕断丝连。世间最难斩断的就是“情丝”。王晓莲还是没有能够“守”住这个家。一年以后，她不仅得知丈夫仍然在与那位酒吧小姐来往，而且这位小姐还怀孕了。

婚姻的情场上非“友”即“敌”，阵营分明。王晓莲觉得自己无法承受这种精神的、情感的打击，两次自杀。还好，天国尚不肯接纳这位刚烈执著的女性，她又活了下来。1995年，心灰意冷的王晓莲终于再次办理了离婚手续。

为了这次离婚，王晓莲不要房子，不要钱财，只要女儿。她的公公婆婆都看不下去了，那边和儿子吵架，这边来问王晓莲为什么不要房子，最后心疼地说：“女儿是你的，但我们帮你带着！我们不能让你太苦了！”

失败，第二次婚姻也是以失败告终

离婚后的王晓莲，生活是艰难的。但是，她没有在艰难面前却步不前，而是向生活展开新的挑战。

她所在的服装商场，时常有外国人光顾。王晓莲看到有的售货员能够搭讪着说上一两句外语，结果是销售额大幅增长。她这位只有高中文凭的女性，不甘落在人后，就到大连外国语大学的夜校报名，同时学习英语和日语。

一个人同时要学两门外语，在常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教育工作者看来更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天方夜谭”。如今回想起来，王晓莲自己也说：“我那个时候就像发疯了一样要学点东西，一下子学两门外语，我根本记不住，但我就是要充实自己，不能让自己因为离婚而消沉下去。”这，就是一种志向！

了解王晓莲的身世并看到她这样地刻苦学习，大连外国语大学一位王老师感动了。他嘱咐王晓莲，不能光死读课本，还要“活用”，敢于把学的语言“说”出来。于是，王老师把王晓莲带到学校的“日语角”，因为那里常常有在大连驻在的日本人前来和中国人交流。

机遇来了。一位在大连开着几家日本料理店的日本老板，在“日语角”和王晓莲进行了几次交谈。然后，他又从王老师那里了解到王晓莲已经离婚的事情，就主动问王晓莲是否愿意和日本人结婚，如果有这种意向，他可以帮助介绍。

婚姻,本来是两性之间爱的结合。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婚姻又常常是对“非爱”的逃避。远远地离开大连这块让自己失却“爱”的地方，王晓莲的心中不知什么时候萌生了这种念头。于是，她点了点头。

接下来是日本老板送来一张男人的照片，看起来人还是蛮老实的，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唯一的“缺陷”就是比王晓莲大17岁。但是，这个时候，王晓莲已经没有做姑娘时的那种挑剔了。

相亲。这个姓舟本的日本人来了。在大连住了一个星期。王晓莲和他直接接触后，感觉他为人和蔼，能够接受。对于舟本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的理由，王晓莲没好意思询问，但心中估摸着可能是因为这个日本人个子不高，长相一般的缘故。

办理手续。舟本回国以后，很快办理了结婚需要的相应手续。1997年6月17日，他们在大连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王晓莲记得这一天。1997年11月11日，当她冒着北国的寒风要踏上飞机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要离开故国家园了。婚姻为媒，可以让一个人远走异国，但异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呢？王晓莲一无所知。再看看12岁的女儿扑簌扑簌淌着泪水，抱着妈妈的大腿不肯松手的样子，王晓莲的心都要碎了。她把女儿抱起来，一次一次地亲吻着她稚嫩的小脸，流着眼泪对她说：“妈妈会来接你的，好好等着，乖乖地等着妈妈……”

异国婚姻，更多的是一种赌博。以身体赌博情感，以情感赌博婚姻，以婚姻赌博未来，可谓是人生的一次“豪赌”。

到日本以后，王晓莲失望了。因为位于“富山县下新川郡入善町”的“日本”，与电影、杂志等传媒上的“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推窗四望，这里是山峦与田野相连，鸟声和蛙声一片。推门出来，这里近处不见人影，远邻则是“老死不相往来”。王晓莲开始了以泪洗面的日子，但这种眼泪还不能让舟本看见。当一个女性处于不能自由流泪、还要强颜欢笑的生活境地时，她内心的苦涩有谁能晓？！

打电话。王晓莲一次又一次地给在国内的女儿打电话。两个人在电话中哭泣的时间比说话的时间不知要多出多少。大概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漂洋越海的国际电话线中，传递着多少泪水？！

到了月底，国际电话费的收费单寄到了家中。舟本的脸上阴云密布，一言不发。王晓莲也傻眼了，怎么会有8万日元呢？她只好喃喃地对舟本说：“我不知道国际电话费这样贵，以后不这样打了。我现在手里没有什么钱，等我出去打工挣了钱，我会还给你这笔电话费的。”小个子舟本脾气是不小的,当晚以不吃饭表示抗议。那以后,王晓莲看见电话心里就不是滋味,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拿起话筒和女儿通话,也不知道有多少次手伸到话筒边又缩了回来。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思念之情、疼爱之心，就这样被高昂的国际电话费阻隔着、煎熬着、折磨着。

王晓莲和舟本勉强生活了5年。她希望用“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接女儿来日本。但是，世间的事情并不都是靠“忍”就可以达到目的的。只要不谈女儿的事情，舟本和王晓莲还可以和平相处；相反，只要谈到女儿的事情，舟本就会翻脸，直言不讳地说：“她是你的女儿，与我无关！”干脆拒绝于门外。

“结婚以前，你没有和我说过你有女儿！”这是舟本坚持的道理。

“我那时给你看的照片，都是我抱着女儿的照片，你有什么不明白的？”这是王晓莲的一种辩白。

在王晓莲看来，我既然不打听你为什么没有结过婚的事情，你就应该知道我不和你讲自己有女儿的原因。暧昧、模糊，背后存在一种目的。当目的无法达到的时候，人们才明白暧昧、模糊也是无益的。

命运之神常常会捉弄人的。王晓莲身患乳腺癌了,回国在大连市附属医院做了右乳房切除手术,然后做了多次的化疗。等她回到日本的时候,首先感觉到的是自己没有了一个女性应有的“挺拔”的自信。在王晓莲回国治病的一年多间，舟本到中国来过一次，给过50万日元。此后，便不见踪影。但是，王晓莲回到日本后，舟本便让她经常到一家小医院去复查，而且还肯于抽出时间来陪着她去。前后的反差让她难以理解。

开始，王晓莲内心还是感动的。可是，不久她就发现，丈夫到这家医院来了以后，经常去找一位女医生。从两个人的谈吐和目光上看，绝非是初次相识。终于，王晓莲有一天发现丈夫居然在这位女医生的屁股上结结实实地摸了一把。

眼睛里不肯揉沙子的王晓莲开始了“打破砂锅问到底”式的追问。舟本倒也不隐瞒，直言告诉王晓莲这位女医生是他年轻时候的恋人，两个人虽然因为阴错阳差没有能够成为夫妻，但来往就一直没有断。这个时候，王晓莲才恍然大悟，原来经常在深更半夜给家里打电话的女性就是这位女医生。

于是,王晓莲不再考虑什么了。她固执地要坚守婚姻中的纯洁,不能够容忍夫妻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存在。她和丈夫分居了,坚决要求离婚。她不惜从富山县“逃婚”到仙台市侄子的家中,最后硬是在2003年10月9日和舟本“协议离婚”了。也就是因为这次离婚,王晓莲失去了签证,在日本成为了一个非法滞在的外国人。

绽放，第三次婚姻是生命中盛开的花朵

在讲述王晓莲第三次婚姻之前，记者把她的第三任丈夫佐藤裕明写给仙台入国管理局长的一封“上申书”——申请说明书翻译给读者。

仙台入国管理局局长先生：

为了让我的妻子王晓莲能够在贵局获得新的在留资格，作为丈夫，我特意给您写这封信。

2002年6月，我和王晓莲在位于宫城县川崎町的“陆奥湖畔公园”相见了。我记得那一天王晓莲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到公园里来的，因为是第一次，人生地不熟，她们的手中都拿着导游图，一边走一边看图。当时，我主动上前问她们需要不需要什么帮助，她们都非常有礼貌地请我推荐公园里面好玩的地方。我也很高兴，就在公园里面为她们做了导游，带她们观看了几处名胜景所。这个期间，她们和我热热闹闹地聊天，我感到非常愉快。特别让我注意的是王晓莲，显得非常安稳、细心、和蔼，很有品位。于是，我产生了对她多做一些了解的愿望。在分手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联络地址告诉给她们，同时也得知了她们的联络地址。

后来，我在工作之余，和王晓莲取得了联系。开始，她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诱惑，显得非常紧张，不愿意和我见面。接下来，她可能是被我执著的热情感动了，终于同意和我见面。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快乐的休假日，我对她的好感也与日俱增。那个时候，我和妻子的婚姻还没有解除，但因为两个人的性格冲突，我们处在分居的状态。我感到非常寂寞，并且希望王晓莲能够理解我、帮助我。伴随着我们见面次数的不断增多，王晓莲也渐渐敞开胸怀，讲述了她自身的事情。这时，我才知道王晓莲的婚姻也是不幸的，她和丈夫也处在分居的状态。我们是同病相怜，共同的境遇让我们加深了亲近感，交往也就持续下来。

2003年10月,王晓莲和丈夫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就下决心今后要和她一起走人生之路。于是,我和妻子也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我们都获得了自由之身,开始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

我和王晓莲同居的时候，就认真考虑要和她结婚。我想去中国看望她的亲人，直接表达我的这种心愿。王晓莲听后非常高兴，立即和中国的亲属取得联系。

2003年12月，我前往中国大连，准备和王晓莲的亲属见面。到大连以后，我把行李放在饭店，隔窗眺望，大连的街道比我想象的还要宽广，比我居住的仙台市的街道还要漂亮。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大连这座城市。

王晓莲的姐姐专门到饭店来接我。她因为曾经来过日本一段时间，因此能够说简单的日语。我和她一起到了王晓莲父母的家中，向她的各位亲属表示问候。王晓莲的父母和亲属对我笑脸相迎，非常热情，我的内心非常感动，也觉得自己的此行是非常正确的。后来，我还见到了王晓莲的女儿，得知她非常挂念在异国生活的母亲，我也渐渐地喜欢上这个孩子。因为紧张和对环境的不适应，我生病了，王晓莲的亲属像照顾家人一样照顾我，这更让我对她们产生了深深的谢意。

我看望了王晓莲的父母亲人，还看到了王晓莲成长的环境，内心非常满足地回到日本。回来以后,我再次向王晓莲表示了结婚的意向。我们确认了双方的意愿,然后一起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办理手续,平成16年4月27日,终于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

今后，我和王晓莲要作为夫妻一起生活，一起走人生之路。她对自己违反日本法律的事情有了深刻的反省。但是，她作为我的妻子，还是非常希望获得新的在留资格的，我也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获得正式的在留资格。因为年龄的原因，我已经不可能到中国生活了，我希望王晓莲作为我的妻子能够在日本和我生活在一起。

请贵局能够理解我的心愿。

平成16年6月11日

王晓莲丈夫佐藤裕明

这封笔端凝注情感的“申请说明书”，已经把王晓莲和佐藤裕明交往的来龙去脉叙说清楚了。但是，“申请说明书”的背后还有着这样的故事——

结识佐藤裕明的时候，王晓莲正在一家中华料理店打工。她不顾自己“黑户口”的身份，执意要在日本多挣一点钱，给女儿奠定未来的经济基础。这样，她打工的时间经常是“全天候”的。

有一天，王晓莲在打工的地点突然累得晕倒在地，当时，周围有不少人，其中包括佐藤裕明。看见这个情景，客人们纷纷起身回避，只有佐藤裕明立即用手机呼叫急救车，把她送到“厚生医院”。

医生的诊断是“劳累过度，营养不良”。第二天，当王晓莲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才知道这一晚住院的费用相当于她自己半个月的工资——5万日元，才知道这笔费用是佐藤裕明支付的。当她把这笔费用还给佐藤裕明的时候，对方无论如何都不肯收。后来，王晓莲买了一块价值5万日元的手表，在佐藤裕明生日的时候送给了他。

那以后，佐藤裕明经常到饭店来吃饭。一天，他突然问王晓莲说：“我们的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吗？”

这次，王晓莲没有隐瞒什么，而是告诉佐藤裕明自己有一个女儿，自己有过两次婚姻，自己因患癌症已经做了乳房切除手术，自己现在还是一个“黑户口”。

让王晓莲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佐藤裕明又来了，还从隔壁的书店借来了一本厚厚的医学辞典，指着上面的内容说：“我都查过了，你的病没有关系，你也看看，放心，好好养就行。但是，你需要一个照顾你的人。”

王晓莲抬头看看佐藤裕明，鼻子酸楚，喉头哽咽，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半晌，王晓莲才说：“还有其他的呢。我不是光有病呀！”

佐藤裕明憨憨地说：“你有病我都不怕，其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我们可以把她接到日本来；你没有签证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我就不信日本政府不允许日本国的公民自由地选择一个他喜爱的女人；你有过两次婚姻，都没有成功，但我相信以后你会更加珍惜爱的！”

在这样滚烫的话语、真挚的情感面前，王晓莲动心了。她说：“为了对你负责,你到大连去看看吧。”于是,出现佐藤裕明在“申请说明书”上写到的那一幕。

2003年4月27日，王晓莲第三次做了新娘。这一次，她没有举办任何仪式，因为拥揽入怀的情感胜于一切形式。

好景不长，王晓莲感到自己胸部的左侧、后背都疼痛起来。到仙台市立医院去检查，医生只给开止疼药，让王晓莲回国到原来作手术的医院去治疗。这个时候，佐藤裕明让王晓莲再等等看。可是，王晓莲已经疼痛得不能躺下，每天只能是在吃药后歪在沙发上睡觉了。

看着妻子痛苦的样子，佐藤裕明十分不安。他每天睡在沙发旁边的地上，按时让妻子吃药，给妻子轻轻地抚摸后背，有时候还要按照医生的叮嘱在妻子睡着的时候，观察可能发生的药物反应。

夜里常常要这样熬夜。白天则要正常上班。临出门前给妻子做好饭，遇到中午稍微空闲时候，就要开车回来看看妻子。

王晓莲生活难以自理了。佐藤裕明就每天亲自给她洗澡。药物反应给王晓莲带来大便干燥，佐藤裕明就耐心地给她做按摩……

王晓莲执意要回国了，他们虽然向仙台入国管理局申请办理“特别滞在”的手续，但王晓莲已经失去了信心。她含着眼泪对佐藤裕明说：“对不起，我真不应该和你结婚，不应该这样拖累你。”佐藤裕明的回答是：“别这样说，学莲，你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个女人！”

佐藤裕明知道没有办法阻挡王晓莲后，就说：“那在你走之前，我们去一起照一张结婚照吧。”他特地预约了一家照相馆，在王晓莲吃了4片止疼药后，陪着她去照了一张穿着白色婚纱的结婚照。

王晓莲回国以后,佐藤裕明每隔两个月都要到中国来一次,每次都要给王晓莲治疗留下费用。身高一米七八的佐藤裕明,就在这样的奔波中瘦到体重只有60公斤。

爱的力量是神奇的。它可以支撑着一个人在绝望中重燃希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在感恩的情怀中为了回报这种爱而不愿自己撒手人寰。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王晓莲又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就在这个期间,佐藤裕明也为王晓莲重新拿到“日本人配偶者”签证。

2007年3月2日下午，王晓莲乘坐923次航班，从中国大连又一次来到日本仙台。两人在机场大厅互道一声问候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此后不久，王晓莲的女儿也以佐藤裕明“养女”的身份来到日本。王晓莲含着泪水对记者说：“佐藤裕明是上帝送给我的特别礼物。”如今，她每天在家，只要是身体感觉不累的情况下，就要给佐藤裕明包饺子，她说：“我想把我的心、我的情，都包在这饺子里面……”

限于篇幅的原因,记者不得不停下笔来。当初,记者刚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曾经产生过这样的想法：这位日本男人为什么会对他的中国妻子如此厚爱呢？

具体的答案没有找到。但是,从一组数据中，记者有所感悟。据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的统计，近年来每年平均有4000多名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婚，每年平均有1000多名中国人和日本人离婚。就是这两个数字，让我们感受到“幸福的婚姻大致有相同的幸福，不幸福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这种幸福的婚姻不应该从国籍、种族上去找原因，而应该由此坚信世界上还有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品德，它的名字就叫“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