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妙用

老家有位朋友是市公安局副局长，一直以来，已按国内潜规则在称呼其职务时被光荣地免去了“副”字。最近回乡，听乡党对其称呼居然又已简化为“宋局”，“长”都省了。尚有几友，当然也已荣升为“张检（检察长）”、“吴处（处长）”、“刘队（队长）”等，更有甚者，一位在农行当行长的朋友，公然已晋升为被属下们尊称的“老大”。“长”字省掉，非但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不便，相反却更显出众友在小城的威风八面和妙用称呼者们的如鱼得水。

记得小时看刚解放时的电影，就见有群众称呼某领导时必尊称为“夏干部”、“尚干部”等，但却从未听过称呼群众为“方群众”、“袁群众”的，充其量偶尔在片尾能看到“群众甲、群众乙”等字样，琢磨其原因，估计是建国初干部缺少属稀有动物，故在纯洁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相对于这些高大甚至于是伟大的干部形象，人民甘愿把自己定位在社会最底层以和伟大的“干部”区分开来尊敬之。当时躲在台湾的老蒋派回大陆搞间谍活动的“敌特”，就是因为没能搞清楚大陆的“干群关系”，不懂大陆称呼之奥妙，见到大陆的官儿就叫“干部”，看到百姓就叫“群众”，从而暴露身份弄得个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例子曾经比比皆是。

学校的情况亦是如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把“老师”定为官称，马老师侯老师称起来自然亲切，但就没听说过称呼学生为何学生江学生的，记得小时候，老师叫我们时都是直呼其名，我们还得战战兢兢用童稚的颤音高喊：“到”，究其原因，不外是中国自古就崇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儒家教导，自古就把“老师”放在“天地君亲师”里“敬”着，尤其是在重新重视教育的今天，“老九们”的地位扶摇直上，不仅掌握着学生升学的生杀大权更是通过办各种名目的补习班等向学生进行经济索取，毋庸说学生，就是学生家长看见老师也得把自己降到和自己的孩子同等的地位，尊敬地与孩子共同高喊“老师好！”盖因“学杂费猛于虎也！”依此类推，公司老板可称王董事长巴总经理，但“王董”和“巴总”就不会称自己下属为罗职员郭职员的；老板的秘书你可以称她为“卞秘”，但却不能称她“卞文员”的；满街警察你要叫他“胡警官”、“贾警官”，但万万不可叫他“胡警察”、“贾警察”的。虽然现在流行去“长”称呼法，但国人都明白着呢，你看他称呼官儿们孙局李办王董巴总的要多近乎就有多近乎，可称呼中央领导时尤其是京城的板爷儿们，那特色就是锦涛邦国家宝庆林儿的乱叫了，那份亲切这些国家领导人干脆就全是他们家叔伯兄弟了，当然，绝对没人叫“胡总”、“温总”什么的，让人误以为胡温是企业老总的傻事儿，京城板爷是绝对不干的。

与日本的称呼对比一下也蛮有意思，日本虽然也有职称等，但通常是无论男女老幼统称为“桑”，只有对待客人才用最尊敬的称呼“杀妈（比先生女士更敬重的称呼）”，当然客人也可能是富人大老板，也许是一般职员或穷人，但只要是客人，他就是“杀妈”了。中国的京城板爷儿敢称总书记为锦涛、总理为家宝，但中国官员却绝不敢称锦涛家宝的，哪怕是江前总书记也要称现任总书记为锦涛同志的，日本则不然，无论谁都可称安倍总理为安倍桑，老一辈资产阶级革命家如中曾根、小泉等甚至称呼安倍为“安倍君（长辈对小辈的爱称）”，日本的称呼虽然令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感到不便，因为习惯于把人分三六九等二姨三大爷姑奶奶舅老爷辈分清楚的国人，初到日本时是被日本人那整齐划一的称呼搞得懵头转向的，可称呼规矩甚少的日本人自己，却没觉得有什么不便，反而以循规蹈矩而闻名于世。

由以上例子可见，在中国，称呼问题说到底其实是一个汉语的阶级性问题，那就是凡是占据社会强势地位的都可以在姓氏后面加上各种使人油然而生敬意的各种名目的尊敬的职称或职业，反之就是不自量力没玩好汉语了，这些当然都属于汉语言的难以让外人了解的禁忌部分，但中国人却能融会贯通深得个中三昧，明确为自己定位，以游刃于中国这一博大繁复的社会环境中去，只是不知外国人如果也得了这汉语言的个中三昧，那么，对于中国是祸还是福呢？

(本文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