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微观：再谈日本是个很有个性的国家

日本国民通过媒体了解国内外大事，媒体对大众的影响之大，被畅销书《国家的品格》作者藤原正彦称为超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第一权力”。小泉堪称煽动和利用媒体的高手。现任首相安倍也十分在意媒体，在重大问题上不得不“见‘媒’使舵”。

在政治方面，世袭现象突出。在战后历届首相中，除去被称为“平民宰相”的田中角荣，全都出自于“世袭闺阀议员”。在众议院拥有“世袭”利权的议员占国会议员近半，分别从属于大约200个特定的家属。有评论家指出，日本在表面上号称“民主国家”，实际上却盛行着封建时代的世袭制。世袭制招致整个日本政治的“劣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有值得注意之处。

行政官员的道德堕落也不断被揭发出来。安倍执政后的第一届内阁中，居然有7名阁僚“失言”或被揭出有经济问题（其中4名引咎辞职或自杀）。厚生大臣居然说出“女人是生孩子的机器”的昏话。前任农林大臣自杀以后，安倍任命了一位新农业大臣赤城，又被揭出与前任类似的金钱问题，还因为皮囊发炎在脸上贴伤口贴，却面对媒体支支吾吾不屑一答，招致人们的反感，而安倍之所以任命赤城接替农林大臣，一个重要原因却是他爷爷跟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在战前军国主义内阁同为大臣级阁僚。安倍组建新内阁后,又有三名大臣等“高干”被揭出金钱问题（虽然其数目比起某些发展中国家官员的贪污腐败可谓是“小巫见大巫”），致使安倍内阁支持率直线下降而不得不宣布辞职。

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说：“当今日本最令我担心的一件事就是道德衰退在全社会的蔓延。”他惊呼日本面临着“道德崩溃”的危机。

笔者在1979-1981年曾去日本进修电子技术，对当时日本社会的和谐与安定留下深刻印象，1980年一篇访日报告曾说：“在日本，自行车不必上锁”，笔者在留学期间，也发现很多同学外出不锁门。导致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注意防止差距扩大、国民中间形成了所谓“一亿总中流意识”。然而，从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小泉政权推行追随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以来，日本社会各方面差距渐渐扩大，精神文明也渐渐倒退。

美国人通过深入研究，认为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在于日本在战后逐步构筑起来的、具有独特的组织力、计划性的经济系统。而在华盛顿的指令下，“小泉-安倍改革”却在摧毁战后以来曾给日本带来和平、繁荣与稳定的战后体制（尽管这个体制确实需要改进），使日本走向彻底的自由放任、“市场原理至上”的“美国化”道路。

文明的对立物就是野蛮。对过去那场野蛮的对外侵略战争历史不能从思想上彻底决裂，堪称日本精神文明的一大缺陷。最近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慰安妇问题对日谴责决议案”，与安倍在这个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表态有很大关系。然而在这次参议院选举战中，却没有一个政治家拿安倍这一外交败笔说事儿。一位日本研究生在研讨会上说，尽管自己在历史问题上想客观地验证事实，但遇到外国人在历史问题上批评日本时，就自然地站到“维护日本”的立场上了。他称这是一种“作为人的本性的民族主义”，说白了就是不愿听外国人总是数落自己祖辈做过的恶事。其实，对于任何国家来说，过去的错误教训应该被作为宝贵的政治财富，“反省力”也是综合国力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虽有人认为中日是“同文同种”，其实在漫长的历史中两国走过了十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两种差异很大的文明。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如何和平友好相处，这本身也构成一种文明。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