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中国茶见闻录
幕末、明治、大正、昭和前期

第一回　作为特产与商品的茶叶

中日两国围绕茶开展的交流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早在平安初期，便已有嵯峨天皇品茶的逸事，也有嵯峨天皇御制的赞美茶的七言绝句。仅从史载来看，日本从中国吸收的饮茶习惯距今已超过1200年。尽管如此，日本仍发展出了以绿茶为中心的茶叶普及和重视侘寂之美的茶道，以及在中国到了明代便已衰退的抹茶道等，这些都是与中国茶文化体系迥异的饮茶文化。这固然与日本特有的风土、地势和气候有关，但遣唐使中断之后的本土文化的兴盛，江户时代锁国令发布后长达230年的禁止对外贸易和海外来航，导致日本与中国大陆的直接交流中断，这些历史因素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到了近代，两国之间的茶文化交流史迎来了重大变革。以鸦片战争和佩里来航为契机，日本从海禁与锁国转向开国，日中之间再度得以实现人员往来与物资贸易，直接交流的规模日益扩大。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前后，随着日本持续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并推动对大陆的经济扩张之后，日本人前往中国大陆愈加频繁。就前往大陆的人员构成来看，有负责侦察的间谍、军人和负责调查的专家，也有商务人士的出差和官僚的海外公务，还有新闻记者采访、文人旅行、学者实地考察等，其身份背景与目的可谓多种多样。

此前，他们主要通过书籍来了解中国文化，如今得以在当地亲身体验。在他们眼中，中国人的饮茶习惯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让我们通过他们留下的游记与调查报告中记载的相关见闻，追溯近代以来日本人对中国茶的认知轨迹。本文旨在阐明他们对中国茶的哪些方面感兴趣，进行了哪些调查，又从中汲取了何种见解，观察到了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文化有哪些异同之处，以及是如何试图把这些活用于日本的茶业和茶文化。

值得庆幸的是，日本已出版了一批收录幕末、明治直至大正年间的大量日本人访华见闻录的选集。包括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 中国见闻录集成 全20卷》（1997年）、《大正 中国见闻录集成 全10卷》（1999年），孙安石监修并解说的《近代中国都市指南集成 上海编 全12卷》（2012年），吉泽诚一郎监修并解说的《近代中国都市指南集成 北京·天津编 全13卷》（2012年）（以上均由Yumani书房出版）。在这些被收录的作品中，含有中国茶相关记载的有20部，作者也有20多名。至于作为这些选集后续的昭和年代，通过查阅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大陆纪行文，共收集到7位作者的13部作品。此外，还有一部相关的重要选集，对1874年至1979年间的多达575册游记进行了搜集并加以注解，即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班编辑的《新编 明治以来日本人的中国游记》（2025年，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由于资料量极其庞大，这次没能用作参照。

将这些作品按照写作时代概览，便会发现日本人对中国茶的认知的变化。如果将对茶的关注点进行分类，按时间顺序可以分为：作为特产的茶叶、作为生活习惯的茶馆、作为传统的茶文化。因此，本文将借《日中茶界》的篇幅，分三期穿插引用这些见闻录中的内容，试着分析日本人对中国茶认知的形成与演变。关于见闻录的作者的经历，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主要依照《幕末明治 中国见闻录集成》《大正 中国见闻录集成》各卷卷末所载的作者略传酌加注记。另外，引用时会将原文里的旧体字改为新体字，历史假名改为现代假名，有注音的则删去注音，没有标点符号的则酌情添加标点。

1853年佩里来航，翌年，随着魏源《海国图志》的进口及和刻本的翻刻，日本国内对海外局势的关注高涨。随幕府贸易考察团前往清国的高杉晋作写下《游清五录》。自此以后，关于中国之行的见闻录逐渐增多。

在撰写本文时所参照的中国见闻录集成中，最早出现中国茶记载的，是美术家纳富介次郎所著的《上海杂记》（文久二年即1862年，草稿）。

“酒馆旁边必有茶馆。人们去过酒馆，出来时必定会到茶馆里喝茶。”

这说明他已观察到茶及茶馆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

从上海入境，持清国签发的护照遍游全国的军人曾根俊虎，在《北支那纪行》（明治8年即1875年，出版社不详）中记载了杭州出产龙井茶，又写道：“净慈寺的大僧人携两包龙井茶前来拜访。”

政治家尾崎行雄在《游清记》（原书出版于明治17年即1884年，后于大正15年即1926年由平凡社再版）中，记述了他游览上海豫园湖心亭茶亭时的景象。从中可明显看出他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轻蔑之情。通常人们认为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态度由尊崇转向蔑视，是以甲午战争的胜利为契机。但实际上，在更早的幕末维新时期的游记中，那些对中国民众生活实况的描写里，便已能发现这种态度的转变。

后藤昌盛（生平不详）在撰写《在清国见闻随记》（明治17年即1884年 手抄本）时，关注到了作为世界市场上的贸易商品的茶叶。

“此地将砖茶运往俄国及蒙古地区，其包装皆一律，每个竹筐里装砖茶八块至十块。此亦为一大贸易品。”

“当地百姓常将许多骆驼放牧于山中，有用时一人便牵来六七头（禁止一人牵七头以上），并常以此驮运货物，尤以砖茶为甚。”

“该国出产最多茶叶者为福建，经由各地输往蒙古地区。”

此外，他还阐述了作为出口产业的茶叶现状及其未来前景，并将日本茶与中国茶的国际竞争加以比较。

“在北京以北，通往张家口地区，有五名中国茶商向来专营此业，又有一名俄商专门负责向本国出口茶叶。然而俄商时常违约，暗中将货物出口到本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巨额利润往往落入俄商之手。据一位在天津居住二十八年的俄商所言，在俄国，海运进口的茶叶价格相较于陆运进口的通常约便宜一成半。这是因为海运的茶叶香气较弱，中等及以上品质的茶叶不受青睐。或许是最初通过海运进口茶叶时，由于包装不够完善或其他原因，导致有茶叶偶然失去了香气，从而使这种误解长期流传下来。鉴于近来绿茶在俄国也多了一些爱好者，因此我认为，我国的茶叶未必没有机会进入俄国的贸易市场。只是在当下中国茶叶出口如此兴盛的情形下，要想凌驾其上并通过天津港将我国茶叶出口俄国，恐怕并非易事。”

安东不二雄（生平不详）在《支那漫游实记》（明治25年即1893年，博文馆）中，对茶的起源进行了考证，特别着眼于其作为国际商品在欧洲市场上的存在感。

“茶叶自古产于中国，西方从没听说过。因此西方各国原无其名，即便在茶叶传入之后，也未另有专名，一律称之为‘茶’，大概是借用中国福州（闽）的发音，将其音译成字。茶传入欧洲大约是在公元1610年，即明朝末年。（中略）直至今日，欧洲人饮茶几乎与他们饮咖啡同样普遍。”

他还从与日本比较的视角出发，观察了中国的饮茶习惯。

“中国人绝不喝冷水，因此卖茶的贫苦小童，携带小桶与大茶碗，向街头车夫等供应这种解渴之物。正如我国卖冰的人一样。值勤的巡查也时常饮用，掷下一厘钱便可得一大碗。”

除此之外，他还列举了芜湖、汉口、宜昌（用于出口欧美市场的红茶）、重庆、宁波、温州、厦门、台湾、打狗、淡水、琼州（海南岛）、澳门等茶叶名产地或出口港，并且详细介绍了与茶相关的婚俗“授茶”。

高桥谦（生平不详）在有关南方考察的见闻录《支那时事》（明治27年即1894年，日清协会发行，富山房发售）中，列举了茶叶的名产地芜湖、江口、徽州府、祁门至浮梁的260里，又列举了茶叶市场与装运港九江、武汉。关于祁门茶，他补充了“祁门产上等红茶每担约三十法郎”的价格信息，还就风土与农产品收成之间的联系，总结了农业概况。

“大致以北纬三十五度为界，以南土地肥沃，草木葱茏，山清水秀，为著名的稻米、茶叶、生丝、棉花、砂糖等产地。而以北则大体上山野荒凉，水利不便，仅产麦、豆以及兽皮、兽毛，全然不产稻米。”

从幕末开国到明治维新直至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人关于中国的见闻重点在于获取地理、风土、物产、民情、治安等方面的信息。留下见闻记的多为政治家、官僚、实业家等。他们或带着某种秘密使命渡海，游历各地，通过短期考察旅行进行实地调查。对中国茶的观察也不仅仅是将其视为一种饮料，而是从农作物、国内外的贸易品、全体国民的饮食习惯等多个层面开展调查、提交报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日本人看待中国茶的主流视角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将中国茶视为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