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记忆·抗争：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抗日斗争的三重逻辑

海峡两岸在血缘与文化上的一体性，深植于共同的历史基因与考古实证之中。然而，近期岛内“台独”势力以学术外衣包装“文化台独”概念，“去中国化”“去中华民族”的行径不断升级，更妄图通过重构台湾地区少数民族起源叙事，割裂两岸血脉纽带、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类操作打着“南岛语系起源论”的幌子，其观点却与多学科研究成果相悖，更背离了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同源共祖的历史真相。本文从历史、理论与实践三维度，梳理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与大陆的深层渊源，聚焦其在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的贡献，旨在正本清源，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逻辑：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与大陆的血脉同源史证

考古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丰硕研究成果，从多重维度确证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存在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构成“台独”势力无法辩驳的学术实证。考古学视野下，台湾地区的文化序列与大陆东南沿海呈现显著的同源性。旧石器时代的“左镇人”来源问题，学界早有定论。台湾考古学者宋文薰明确指出，左镇人是在冰河期通过陆桥跟随动物群从大陆迁徙至台湾的，为两岸人类起源同源性提供直接论据。距今一万五千年的台东“长滨文化”中，石器制作工艺与大陆华中、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一脉相承，骨器类型与制造技术更与山顶洞文化高度吻合。这种跨地域技术传统的一致性绝非偶然，而是古人类迁徙与文化传播的直接物质遗存。进入新石器时代，闽台文化的同源性更为突出。台湾的大坌坑文化、凤鼻头文化、芝山岩文化等，与福建的壳丘头文化、昙石山文化等同属海洋文化体系，器物特征高度契合，如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印纹陶、黑陶、灰陶、彩陶等典型器物，风格与福建闽江流域考古发现一致。日本学者金关丈夫、国分直一、鹿野忠雄及台湾地区学者林朝棨均明确指出“台湾先史文化来自中国大陆”的学术论点，进一步佐证了这一文化传播脉络。

从人类学视角审视，台湾地区族群起源与文化特征深植于中国大陆南方民族传统。学界经系统研究明确，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主要族源为大陆沿海闽越族。翦伯赞在《台湾番族考》中指出：“台湾的番族，是‘百越之族’的支裔，这种番族之占领台湾，不在宋、元之际，而是在遥远的太古时代。”林惠祥通过研究台湾新石器时代遗物也证实，彼时人类由大陆东南部迁入，而大陆东南部古时土著越族，正是后来高山族的重要族源。语族起源研究的进展为两岸族群联系提供了深层语言学论据。以张光直、李壬癸、郭志超等为代表的两岸学者提出“闽台说”，明确主张南岛语族主要起源于中国大陆，台湾“原住民”作为其重要分支，语言根源可追溯至大陆东南地区。这一观点从语言谱系角度打破了“南来论”谬误，确证了台湾少数民族与大陆古越族的语言同源性。此外，台湾少数民族的体质特征、生产方式与大陆南方少数民族存在诸多共性：泰雅族的织布技艺、阿美族的农耕传统，在大陆畲族、壮族等民族文化中可找到相似原型；其保留的猎头、缺齿、文身等习俗，在大陆古越族历史记载中均有明确对应。婚姻制度、生产劳作、饮食习惯等跨地域共性绝非独立演化结果，而是族群血脉联系的鲜活文化遗存。

历代文献记载清晰勾勒出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与大陆联系的历史脉络，形成连续证据链条。三国时期，东吴将领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作为最早记录台湾的文献，载“有越王射的正臼”“木鼓、踞坐、竹筒饮酒、猎首、拔齿”等内容，证实越人定居台湾的历史事实及其习俗与大陆闽越族的同源性。《隋书·流求传》所记“流求人”（台湾人）文化特征，与台湾新石器晚期文化高度吻合，进一步确证其为闽越族后代。唐宋元时期，两岸民族互动持续深化。隋炀帝派朱宽、陈稜出征“流求”，延续三国经略传统。元朝设澎湖巡检司，《岛夷志略》明确其“隶泉州晋江县，至元间立巡检司”，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台海正式建制的开端。明代，陈第随沈有容赴台剿倭后撰《东番记》，详载台湾少数民族“被发文身之民”，使其首见于中华典籍，实证了华夏文明“夷夏一体”的包容性。明朝将台湾纳入海防体系，1617年军官赵若思在台南赤崁修建城堡，此比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早7年的举措，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台湾本岛管辖权的正式确立。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全面推行大陆行政制度与技术，鼓励汉人向少数民族传授农技，推动民族融洽。这种延续数千年的历史联系，早已融入两岸民族血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历史根基。

理论逻辑：抗日斗争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人类共同体的演进遵循着从“人对人的直接依赖”状态，经由“物的依赖性”阶段，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规律。这一演进本质上是在矛盾运动推动下，共同体意识从自然维系向自觉建构的转变过程。这一逻辑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强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尤其在近代中国反抗外来压迫的实践中得到了生动验证。

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是成员对共同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地域归属与命运关联的深层认同，民族意识是这种认同的心理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理念与实践，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多元一体”的自在基础，在文化层面体现为以宗族为纽带的社会联结，如竹内实所说，“中华世界的社会框架是宗族”，“是以‘个人—大家族—乡’这一方法描绘出来的同心圆的扩展。”宗族作为命运共同体将个人与家国利益相连，是中华文明延续的文化根基及共同体意识孕育的内在纽带。共同体意识常因面临共同威胁而强化，正如竹内实揭示的中华文明的忧患特质，面临危机时民族情感“会变得相当激昂”。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日本全面侵华成为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向“自觉”飞跃的关键催化剂。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华民族”超越地域、族群界限，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生死与共的身份标识和行动指南，进而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统一成为共同使命。正如孟凡东等学者指出的，全民族抗战推动“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意识、共同性意识得以全面觉醒，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得以真正形成”。

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同质化民族意识及安德森将民族视为“通过印刷媒介等构建的、基于‘横向的同胞联结’的想象性存在”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历史形成的实体性认同。它以数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根基，承认文化“多元”，更凸显共同历史、利益、命运“一体”；它并非外部构建的想象，而是基于共同实践的产物，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与现实纽带，是“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共同集体记忆、丰富情感交织、始终命运与共的民族实体与精神共同体”。其核心特质的命运与共感、集体尊严感、文化存续感等会迅速转化为强大的行动凝聚力与反抗意志，在日本侵华战争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其抗日斗争史生动展现了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危机下的唤醒与深化。如历史逻辑所证，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源于大陆东南沿海古越族支系，历史上始终与大陆保持血脉联系与文化共振，为共同体意识孕育提供了先天土壤。日本殖民者的压迫性同化政策，非但未能割裂与消灭这种联系，反而激发了其强化共同体意识的决心，呈现从自发到自觉的清晰轨迹。

1895年至1945年的半个世纪间，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抗日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95-1930）为武装抗争集中爆发期，实现从“保家卫国”到“民族反抗”的意识升华。前半期（1895-1915），少数民族多追随汉族抗日力量开展零星抵抗，如乙未保台战中协助刘永福黑旗军伏击日军、联合蔡清琳发动“北埔抗日暴动”等三十余起起义，虽以捍卫生存空间为自发动因，但其联汉抗倭的行动已隐含对共同族群归属的认知。后半期（1915-1930），斗争转向少数民族自发主导且规模扩大：大嵙崁泰雅人因樟脑资源被垄断发起突击行动联合桃园、新竹等地同族形成抗日高潮，花莲太鲁阁人在“五年理蕃计划”围剿中激战数十日击伤总督，北势泰雅人的抗缴枪斗争、布农人的“大分事件”等，均体现出对殖民压迫的整体性反抗。此时的抗争已超越单纯的资源保卫，上升为对异族殖民统治的民族性抵制。第二阶段（1930-1945年）以雾社起义为转折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入自觉觉醒期。雾社赛德克人因日本警察欺辱及圣林巨木被砍，在莫那鲁道领导下于“台湾神社祭日”袭击殖民者聚会。这场起义歼灭大量日军，却遭日军以军舰、飞机及毒气弹镇压，致千人战死或自缢，其“血祭祖灵”仪式已将抗日斗争与民族尊严、文化存续明确相连。此后，少数民族抗争形式更趋灵活、目标更加清晰：布农人于1933-1938年间持续袭击警察驻在所，泰雅人破坏隘勇线与殖民设施。这些行动不再局限于局部冲突，而是与大陆全民族抗战形成呼应，体现出对“中华民族整体解放”的自觉认同。

全程贯穿的“汉番联合”实践中，日本殖民统治既是对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压迫，更是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侵害；反抗殖民统治既是捍卫自身生存权，也是为整个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贡献力量。这种基于共同命运认知的跨族群团结御侮，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斗争中强化的最有力实践证明。

实践逻辑：抗日历史破解“台独”史观的现实指引

台湾少数民族抗日斗争作为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破解“台独”史观、推进台湾问题解决提供了深刻实践指引。从实践逻辑看，这段历史既是驳斥“台独”谬论的鲜活证据，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现实价值体现在历史证伪、认同建构与行动路径三个维度。

当前“台独”势力借“去中国化”割裂两岸历史，因此，重述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抗日斗争史具有现实必要性。一方面，这是“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的生动佐证。从雾社起义中赛德克族“保家卫国”的抗争呐喊，到泰雅、布农等族群与汉族携手抗敌的史实，清晰表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始终将自身命运与中华民族紧密相连，其抗争并非孤立族群行动，而是中华民族反侵略的重要环节。这从根本上戳穿了“台湾民族独立论”，印证了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这段历史是打破“台独”历史叙事的关键抓手。“台独”势力刻意淡化台湾地区民众的抗日史实，歪曲抗争性质，企图剥离台湾地区与中国母体之间的联系。但历史显示，其抗日动力不仅源于生存权捍卫，亦源于“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认知。重述历史能为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提供真实参照。

从实践启示看，这段历史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三重指引。一、民族团结是抵御分裂的根本保障。汉族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打破族群界限协同作战的史实表明，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能形成反分裂的强大合力。这启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尊重少数民族历史贡献与文化传统，让其成为两岸统一的积极参与者。二、历史记忆是建构认同的核心资源。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抗争精神至今被传颂，这类历史记忆能超越政治分歧，滋养共同体意识。这要求我们重视历史记忆传承，通过系统教育与传播，增强台湾同胞尤其是青少年的民族归属感。三、民族文化是维系情感的重要纽带。少数民族抗日展现的家国情怀、尊严至上精神，与中华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脉相承。这启示我们需以文化交流强化认同，让少数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既绽放独特光彩，又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共同筑牢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精神纽带。（吴凯系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外国语学院讲师；本稿通讯作者林敏洁系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