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前舞妓桐贵清羽(26岁)公开控诉自己曾经的工作环境,引发舆论哗然。她直言,这份被视为“京都文化象征”的职业,背后却隐藏着赤裸裸的劳动剥削与人权侵犯。
桐贵回忆,中学毕业后她进入置屋,既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也没有明确的工资或工时说明。她几乎每天要工作到深夜,一个月最多只休息两天,得到的报酬仅仅是5万日元“零花钱”。
“即使生病也不能请假,所有生活都由置屋掌控。”她说。更令人震惊的是,她在未成年时就被要求参加酒席陪同饮酒,有时还要随客人前往温泉,并与其同浴,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性接待。
律师岸松江强调:“未成年人参与酒席接待、甚至被迫饮酒,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如果置屋知情却不制止,则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桐贵更将自己的生活形容为“现代奴隶”。她被禁止携带手机,以“避免与客人发生纠纷”为由与外界隔绝,失去了寻求帮助的渠道。她控诉到:“作为现代人,这样的生活与被关铁笼无异。”
事实上,日本早在1954年就将全国艺妓纳入《劳动基准法》监管范围,1958年京都劳动基准局还曾明确认定539家置屋和茶屋适用劳动法。但几十年过去,这一群体的权利依然得不到保障。
桐贵揭露迅速引发公众的广泛讨论。许多日本网友批判传统文化成了掩盖剥削的“遮羞布”“未成年在酒席接客本来就不可理喻”等。也有人指出,舞妓制度与料理人或艺人“修行文化”类似,长期被美化为传统的一部分,但在现代社会早已不合时宜。一些声音更直言,许多舞妓出身贫困家庭,被经济下行与文化宣传推入其中,看似浪漫的文化外衣下,背后却是难以想象的残酷现实。
艺伎,一直是代表京都乃至日本形象的文化符号,然而,当光鲜亮丽的表象下,是沉重的人权问题时,这种文化还能否延续下去,已成为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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