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园到花冈川
——纪念花冈暴动80周年

今年既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也是“花冈暴动”（花冈蜂起）80周年。1945年6月30日晚，日本秋田县花冈的中国战俘及劳工700多人奋起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虐待，但遭到血腥镇压，因而也被称为“花冈惨案”或“花冈事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当年这批中国战俘及劳工正是从清华大学所在地清华园被押送到秋田县花冈川做苦役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日军现场最高指挥官牟田口廉也大佐，同年10月曾率领日军占领清华园。清华园的甲所成为牟田口廉也的住地，工字厅沦为日军的指挥所。后来牟田口晋升为中将，奉命去南洋作战，但惨遭失败。

1939年春，侵华日军华北陆军医院第152病院进驻清华园，将明斋、新斋、图书馆改作医院治疗室、手术室及病房。在清华园，侵华日军也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一名参加了反战同盟的原日本兵大西正，在1942年12月3日在山东《大众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日军曾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前的广场上进行过残忍的军犬狼狗杀人比赛，残杀被俘的八路军战士。

 日本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国内劳力严重短缺。于是，1942年11月27日，东条英机内阁召开会议，负责军需物资的工商大臣岸信介提出从中国抓劳工的计划并获准，会议做出《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同年12月27日，东条内阁颁布了具体执行文件《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敕令第1182号）。

岸信介1936年至1939年任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期间，便与鹿岛建设公司高层相互勾连，关系密切。他还曾于1943年11月视察过花冈的鹿岛公司铜矿，做增产动员训话。他提出从中国抓劳工补充日本战时劳力不足，既是为了维系侵略战争，也是为满足鹿岛公司的需求，对酿成花岗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东条内阁做出上述决定后，两年多中共有41758名中国劳工被抓，其中2823人在被运往日本前丧生，38935名被分批押送到日本各地135个作业点做苦役，在短短几年中累计有6830人丧生。花岡暴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的。

花冈暴动的主要组织者耿谆（1915年-2012年），曾任国民党第15军连长，1944年5月在洛阳保卫战中受伤，被日军俘虏，押往日本花冈町做苦役。他曾在证言中指出，当时他们近千人从石家庄，“用火车送入北平清华园战俘营”。

图为耿谆照片及所述历史证言

1944年6月，中国战俘及被抓劳工等986人在清华园临时俘虏营经过体检后被押上火车运往青岛。同年7月他们又被押上“信浓丸”号船，运到日本山口县的下关（马关），最后通过陆路被押送至秋田县花冈町（现大馆市），在鹿岛公司经营的铜矿做苦工。

他们每天都遭受非人待遇，被迫从事超强度的花冈川防洪改道工程劳动。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棍棒与皮鞭下受尽折磨，不到半年就有约200人惨死他乡。在日本战败投降的一个多月前，日军看守对他们更加凶残，忍无可忍的劳工在耿谆等人下奋起反抗，但又遭到残酷镇压，当场有113人被折磨致死，先后有418人丧生。

图为日本版画家野添宪治等人绘制的《花冈事件版画集》

日本战败投降后，1950年春，日本东京浅草运行寺主持菅原惠庆投身发掘花冈劳工遗骨活动，并于1950年11月将四百多名中国殉难者的骨灰运回东京浅草寺附近的运行寺，保存了三年多。1953年6月，当时日本的和平进步青年町田忠昭等人，为将花冈烈士骨灰送回中国，亲手将这些骨灰搬运上车，护送到舞鹤港、神户港。

同年7月7日，载有花冈烈士骨灰的“黑潮丸”号轮船到达天津塘沽港码头。新中国负责与日本交往的廖承志先生前往出席迎灵仪式，迎接550位劳工骨灰回家。翌年，廖承志陪同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并出席了在本愿寺举行的花冈追悼纪念活动。这是新中国向日本派出的首个代表团，开启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

图为廖承志捧持花冈牺牲者灵牌走出塘沽码头

其后，中国受害者及遗属在新美隆（已故）为首的日本律师团及知名华侨林伯耀等人帮助下，于2000年11月促使鹿岛公司达成和解。鹿岛建设公司支付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用于对986名受难中国劳工的赔偿、慰灵、遗属自立、护理及后代教育等。2011年由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等出资，在天津烈士陵园建立的花冈暴动纪念园，2015年落成。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题写了纪念碑名。

图为2015年町田忠昭先生（中）在天津烈士陵园花冈浮雕前留影

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至今尚未就花冈惨案及侵华战争期间强征中国劳工的历史错误做出道歉，相关斗争在日本国内及中日之间并未完全结束。（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