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当时日本通产省下属组织的“亚经研”,越来越关注对中国的研究,努力推动日本的中国研究向“国策研究”发展,至少要对日本经济官厅制定对华经济政策发挥作用。“亚经研”曾多次邀请中国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到该所参与研究。笔者曾于1996年到该所研究中日经济关系,为时半年。记得笔者经常透过研究室的窗户凝望隔壁的自卫队大院,观看自卫队队员在院内列队操练的情景。
从日本有关中国的研究组织的变迁看,日本的中国研究基本上是作为亚洲“地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形成独立的所谓“现代中国学”。因此,与中国的“日本研究所”遍地开花相比,尽管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很多,却少有专门的“中国研究所”。目前比较知名的有早稻田大学中国研究所,爱知大学则是日本首家设有现代中国学部的大学,并兼设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上述战后初期成立的“中国研究所”至今依然存在。
在方法论方面,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出于“西方一员”和“亚洲一员”的双重立场,既不满美欧学者以“东方主义”观察和研究日本(比如鼓吹“日本异质论”),又在观察、研究中国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往往带着一种优越感,热衷于抓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来表达中国“全体像”,而忘记了日本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问题。
包括日本在内,任何外国的中国研究都不可能脱离其特定的政治、文化和舆论背景,都包含有所谓“集体想象”的成份,而且在其认识中国的历史过程中,有关中国的真实知识的增长和主观想象部分的相对比重,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发生变化。近年来,有一批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正在为创建科学、理性的“现代中国学”而努力,一批评论家也相继推出比较客观、理性地分析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成为日本全国大小书店新书架上的亮点。如今,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依靠日本的媒体特别是电视,日本的中国研究应如何在帮助广大日本国民正确认识中国方面发挥作用,尚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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