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华新论：中日关系被忽略的黄金时代

一百年前的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曾大批东渡日本，寻找改变家国命运的重要钥匙。在阿倍仲麻吕、鉴真之后，温家宝提到了孙中山、周恩来、鲁迅与郭沫若，也提到了日本在七十、八十年代给予中国的帮助。四月十二日，温家宝在日本国会的演讲，是中国领导人几年以来最富感染力的外交言辞。对于中日关系，除去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的那场战争之外，我们之间还有很多别的记忆。

我们差点就忘记了，即使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发生后，中日关系还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一八九八到一九一零年，是中国政治改革与社会变迁的十年，而日本在中国一连串千年未见的社会革命中，充当了楷模、朋友的角色而非仅仅是对手。

从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八年，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它由仇恨变成欣赏，这与明治维新后日本对西方的态度颇类似，失败激起的学习欲望压倒了简单的民族情绪。日本人从英、美、德、荷获取不同的帮助，而中国人则发现，比起西方，日本是一个更亲切、易模仿的国家，日本的传奇崛起历程赢得的尊敬超过了它的侵略所致的伤害。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持续一生的对日本的亲切感，代表了那一代留日学生的共同情绪。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一年间，至少有两万五千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他们呼吸到一股与故土截然不同的新鲜空气，“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日本还为这些青年提供了望世界的窗口，鲁迅对于西方小说的理解很大程度源于日本翻译版本。这群知识分子移民在一九一一年后，成为中国舞台上最活跃的元素之一。他们翻译日本书籍、教学，按照日本方式改造中国教育机构。而中国最早一批军事领袖也同样受惠于日本的教育，从蔡锷、阎锡山、李烈钧到蒋介石。

自一九零一年后，不仅在文化与军事领域，中国人甚至参照日本模式，改革了警察与监狱系统。这种改革同样进入司法领域，变革派大臣甚至准备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因为只有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保存王权。

一九七二至一九八九年是中日恢复建交后的另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一个背负负罪感的日本通过实际行动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日本人经常抱怨他们给予中国巨额援助，却不为中国公众所知。

而在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上扬，尤其让日本人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同时双方也都无法寻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处理昔日的历史。日本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而即使半个世纪后，中国似乎仍不愿意将日本视作一个正常的国家。两个国家都在进行着振振有词的相互指责，但在更深层上，两国表面的仇恨都蕴涵着更丰富的元素。

全面地审视中日两国的交往史在今天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我们在不断提醒自己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那段令人愤怒的历史外，也同样应反思一八九八至一九一零年的黄金时代。在任何时代与任何国家，仇恨都不能解决问题。乔治·华盛顿两百年前的表达今天看来仍正确无比：“一个沉湎于对其他民族充满爱慕或仇恨情绪的民族，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奴隶，也就是这种爱慕或者仇恨的奴隶。”

（本文摘自《亚洲周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