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微观：关于当前中日关系的若干看法（上）

分析中日关系需要注意研究方法。我分析中日关系所采用的方法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两论），虽然方法很“传统”，却能提出一些新思想新观点。

坚持“两论”，就要坚持“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精神，争取大多数，团结世界各国的和平主义力量，而不应背离“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精神，忽视争取大多数。

对于日本来说，应该把广大日本人民与统治者区分开来，把一般统治者与少数右翼区分开来，不应把广大日本人民也推到对立面去。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凌星光先生等人所分析的那样，现在日本国内存在四股政治潮流：其一是“亲美国际派”，主张紧跟美国，跟美国“亲上加亲”；其二是“亚洲国际派”，更重视开展独立自主外交，更重视对亚对华关系；其三是“理性民族派”，在国内政治中民族主义色彩很浓，但在国际关系上能理性对待，认为日本必须与亚洲、与中国搞好关系；其四是“极端民族派”，其民族主义色彩更强，既有很强的反华倾向，又有一定的反美倾向。

一般来说，从右翼到右派到中间派到左派，总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派比较能照顾各方面利益，因而往往更能代表国家整体利益，但在适当气候下，右派、甚至右翼也可能利用国民中间的情绪化倾向（比如急于走出战败国阴影、对中国迅速发展产生心理不平衡）劫持国家。我们的对日外交应该重视日本政坛的不同流派，注意对日本国内形势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在客观准确地估价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基础上，努力做好对他们进行争取、团结的工作。

有关靖国问题的争论可以说是把这4派的分歧表面化了。近来亚洲国际派”、 “理性民族派”的代表人物都站出来反对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在中国国内有些人似乎不赞成这种“4派”看法，认为日本有些政治家反对参拜，不过是同一台戏唱不同角色，有的唱黑脸，有的唱白脸，有的唱红脸，故意做戏给外人看，其实是“一丘之貉”。

对以上两种分析，究竟哪种分析比较符合实际，还需要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目前，中日关系矛盾的重心正在从“小泉”转向“小泉后”，转向日本国民选择什么样的“小泉后”的领导人。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假如中国做出不适当的退让，可能会有利于自称“鹰派”的自民党干事长助理安倍晋三上台，因为他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比小泉更强硬，是下一代“参拜派”的旗帜；然而，如果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发生一些冲突，显然会有利于安倍，因为两国斗起来正好是“鹰派”上台的好时机。 有的学者认为，“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来看，让一个国家永久背负战败国的牌位，其长远的政治军事后果可能极其危险。一个长期感到受打压的国家民族肯定会产生强大的逆反心理，典型如一战后的德国，法国和欧洲对德国长期打压，所酿成的是全德国民众的普遍悲情，而希特勒正是利用这一悲情民意上台执政的。德国与欧洲相互关系的这一段历史旧案，应为东亚世界所总结正视”（引自北京《新京报》。还有日本学者曾说：“不能认为，由于日本过去发动过侵略战争，日本人就永远没有资格讲爱国主义。中国应该把一般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同少数右翼和极端民族主义区分开，不然就会‘打击一大片’。”

以上这些说法是不是有道理，也需要读者自己做出判断。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应该注意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