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历史真相 传递和平薪火：日本民间反战力量与战争记忆传承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8周年。为铭记历史、勿忘国殇，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祭奠在这场反人类浩劫中丧生的30多万同胞。与中国在铭记抗战记忆、重视反战和平教育领域形成普遍共识呈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至今仍未形成全社会的战争历史叙事共识，对战争历史的认知始终处于一种“拉锯”状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与政治保守化趋势的加剧，一股系统性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逐渐从边缘走向社会主流，他们企图否定或淡化日本在二战期间的对外侵略行为与战争责任，并将主张直面历史、承认侵华罪行的正义人士的历史观污名化为“自虐史观”，宣称损害了日本民族的尊严与国家利益。而“南京大屠杀”因其极端性与受害者规模的巨大，成为了日本战后历史观争论中最为激烈的“核心战场”。历史修正主义者通过所谓的“史料批判”的包装，从质疑记录南京大屠杀照片的真伪、大屠杀遇难者人数、强调大屠杀作为军事行动的“合法性”等，试图从根本上解构甚至消解这一历史的真实性，并通过教科书审定制度、出版相关读物等渠道，持续地影响着日本民众的历史认知，已对中日和平友好关系构成了严峻挑战。

然而，日本社会并非“集体失忆”或“全体右转”，其内部依然存在着一批有良知的有识之士与民间组织，他们致力于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通过多维并举的实践行动，如深耕史料实证、拓展公众传播、运用法律武器、推动跨国联动等来坚守历史真相、传承战争记忆、直面战争责任、呼吁反战和平。他们在日本属于未被学界系统关注的少数群体，本文旨在浅析这些群体的主体构成、探讨其守护史实路径和现实困境，进而论析其对当下中日关系的启示。

一、主体构成：守护历史真相的民间力量

在日本战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守护者群体是由秉持着“守真”精神的多元化个体与组织所共同形成的，他们基于不同的年龄、职业、教育背景以及社会领域发出历史良知的正义之光。主要包括：

一是以学术研究为核心的和平民间组织，其中最具代表性是“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由本多胜一、洞富雄、笠原十九司等实证主义历史研究者，为支持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而发起的学术研究会，他们系统性搜集并批判性运用日方原始档案并进行跨国取证搜集散落于全球的相关史料，从日本的军部档案、士兵日记、日本忏悔老兵口述证言、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证言、第三方亲历者日记等第一手资料中寻找铁证，站在加害者立场对历史进行反思，用扎实的史料实证驳斥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南京大屠杀否定论，奠定了“南京大屠杀”史实维护的学术合法性。

二是以社会教育与公众启蒙为使命的民间团体，如“No more 南京会”“铭心会”“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日本全国联络会”“神户·南京心连心会”等。这些团体的成员构成更为广泛，涵盖教师、律师、记者、艺术家、普通市民、学生等。他们通过举办“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与巡回演讲，以视觉化与叙事化的方式呈现历史；也组织证言集会、读书会等活动，向公众揭露日军侵华的历史真相；还借助出版证言集、制作电影等方式普及历史知识。此外，这些团体还积极组织访华团前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行实地学习，开展植树活动以表达绿色赎罪，并招募紫金草合唱团赴海外演出，以音乐反思战争、呼吁和平。他们通过多元方式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公之于众，推动日本民众形成客观正确的历史认知，并承担起回应战争责任的使命。

三是以法律维权为途径的日本律师团体，如“中国人战争被害赔偿请求事件辩护团”“要求国家赔偿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律师团”等，在日本右翼分子污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等人的诉讼、历史教科书审定诉讼等问题的法律斗争中，他们无偿提供法律支援，自费进行调查取证等并承担受害者的经费开销，将历史认知的争论延伸至司法领域，来遏制右翼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诽谤与中伤，为守护者群体提供了坚实的法律盾牌。

四是以宗教和平主义为信念的团体，如部分佛教团体和基督教教会，他们从宗教的忏悔精神出发，将南京大屠杀视为人类暴行的象征，定期举行和平祈祷仪式，组织和平访华团到南京为逝者祈福等。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爱知县圆光寺住持大东仁，其自2005年起便持续收集侵华日军史料并无偿捐赠于南京，不断用大量日方资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回应右翼攻击。这些宗教界人士在信仰共同体内部进行历史反思与和平教育，他们为南京大屠杀史实维护增添了伦理探讨的维度与精神关怀的面向。

这些个体与组织主动投入“南京大屠杀”史实维护这一“吃力不讨好”甚至有着一定风险的事业，他们的内在动机根植于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复杂情感与理性认知。其最根本的动机，是发自对历史真相本身的敬畏与责任。右翼势力对日本侵华历史的篡改、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否认都是对学术尊严、历史良知的背叛。与此同时，对和平主义的坚定信仰与对战争创伤的深刻反省是历经过战争年代或在其教育中深受和平宪法精神影响过的守护者群体所共有的。他们进行史实维护活动，不仅为了揭露曾经的战争残酷真相，更是为了防止战争重演，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事冒险之路。再者，他们也是出于真正的爱国，担忧“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历史虚无主义”等右倾思想所营造的虚假“光荣”叙事会让年轻一代人不敢坦诚面对历史阴暗，不会去主动进行反思与自我批判，以至其无法赢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也无法与亚洲邻国建立真诚的和解。守护者群体的史实维护行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试图塑造一个基于反省与和平的国家认同，诚如津田道夫通过《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向中国人谢罪，“我这样说不是站在民族虚无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也不是卑屈，而是以伴随着实际行动的谢罪来恢复日本民族——人民的民族的荣誉。”

二、实践困境：记忆传承中的挑战与创新

日本民间守护力量在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历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他们长期处于充满敌意与冷漠的复杂环境，其行动始终伴随着各种内外部的压力与困境。然而，正是在这种逆境中，他们坚守着正义初心、历史良心与行动恒心，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不断通过自我调适与创新寻求破解之道。

在实践困境中，最直接、最严峻的外部压力来自日本右翼势力与民族主义潮流的攻击。这些极端的个体与组织不仅在舆论上污蔑、攻击揭露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群体为“自虐史观”散布者，还进行各种骚扰与恐吓。与此同时，日本政治生态中存在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带来的隐性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将史实维护群体的实践行动排挤至社会边缘；再加上社会整体存在的“受害者叙事”导向，使日本民众更容易关注并认同广岛、长崎原爆的“受害”经历，有意或无意地逃避直面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加害历史，这种广泛的社会性沉默形成了无形的“软抵抗”，使许多普通民众即便不认同右翼观点，也缺乏深入了解加害历史的兴趣，令史实维护群体的启蒙工作陷入“曲高和寡”的窘境。

除了外部压力，史实维护群体也面临着严峻的内部挑战，最为现实的困境是资金与人力资源的长期匮乏。因为这些民间组织主要依赖会费、少量捐款和出版物税维持运作，极少获得政府或大企业的资助。很多活动需要内部成员自费，这使他们难以开展大规模、长效性的项目。同时成员多为志愿者，依靠热忱与信念在支撑，体力与精力的透支成为了常态。更为深远的危机在于核心成员的老龄化与代际传承的困境。很多史实维护群体的发起者和中坚力量是二战后出生的“团块世代”，如今已年逾古稀，而现在日本的年轻一代生长于经济长期停滞、社会趋向保守的内向化世代，他们对战争的历史距离感更远，对参与社会运动的热情也普遍降低。如何将史实维护的“接力棒”传递给年轻人，吸引他们加入并成为新的主力军，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面对内外交困的现实，日本民间守护力量并未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寻求方法与路径的创新，以期在逆境中开辟新道路。在应对组织资源难题上，他们开始以网络形式来举办相关活动，以减少线下活动的经济开支与人力的往返奔波，或发起活动支援共筹等来缓解资金困境；在激发年轻人参与史实维护话题方面，他们开始使用自媒体来制作短视频，在YouTube等平台上发布相关介绍解说视频、学者访谈，建立并公开研究成果数据库进行宣介等，主动创造让年轻人能够接近正确历史认知的社会环境。

三、未来愿景：历史记忆与文明启示

日本民间力量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维护的持久努力，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对单一历史事件的考证与辨析，它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关于历史认知、国家认同、区域和解与民间外交的深刻启示。对于日本而言，这些民间良知是社会反思的内生动力，他们突破了“言论一元化”的假象，其发出的直面历史真相、不重蹈战争覆辙、反战和平的声音在被右翼话语和民族情绪干扰的社会公共领域发挥着关键性的“解毒”与“启蒙”价值；同时，史实维护群体的实践与行动为日本探索了一种更具包容性与反思性的国家认同模式，尽管他们的公众教育与传播在短时间内难以撼动社会主流叙事，但其锲而不舍的努力犹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为日本未来播下了理性、良知与和平的种子。

以史为鉴、和平共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不应是中日关系的“绊脚石”，中日两国的应通过学术共建、教育共享、传播共鸣的共同努力，使之转化为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铺路石”，这段历史作为全人类关于战争暴行与和平价值的深刻教训，通过对它的研究、纪念与反思，我们得以将其提升到守护人类文明与和平的高度，不仅有助于促进中日两国的和解，更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做出的重要精神贡献。展望未来，在区域国别研究的视野下，关注并支持这样的民间史实维护力量的反战和平活动，亦是服务国家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实践。（作者杨慧颖系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通讯作者林敏洁系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民间反战记忆跨领域研究”（17ZDA284）阶段性成果，由“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资助（GZC20231145））